中国股市将在10月份暴跌?金融危机美日也未能逃过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财政支付压力也将进一步凸显。

　　如果将中国看做一盘生意，那么过去中央政府就是总公司，而各地地方政府则分公司；分公司的资产包含当地土地等等，各类税费则构成收入现金流，而分公司的所有负债其实都有总公司提供隐性担保，这也造成中国地方政府不会破产的固有印象，银行也乐意贷款给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城投公司。

　　如此结构再加上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地方债务不断累积。根据中国审计署2013年数据，在考虑或有债务后，中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增长，那么这一模式似乎可以维持，但是随着经济下行以及财税改革，这一模式则遭遇挑战。

　　财税改革的思路之一是事权和财权对等，在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同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举债权，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类似总店，地方政府类似加盟店，中央政府2014年也公开强调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借此强化预算约束。

　　这一想法出发点正确，但也意味着压力主要放在地方政府。经济下行之下，地方政府未来几年将遭遇寒冬，对比2010年-2012年20%以上的财政增长，近期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低到个位数。

　　根据德意志银行报告测算，土地出让收入分别占到地方政府和总政府收入的35%和23%，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降低，中国可能面临1981年以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该行预测中国2015年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降低20%，如果降幅为10%，地方政府收入增长将只有2.2%左右。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收入锐减，同时还有旧债待偿。修订之后《预算法》虽然为地方发债继续打开口子，但随着地方债到期偿付的高峰到来，发债速度远远赶不上预算缺口。

　　去年今年共有4.2万亿元地方债到期，其中今年为1.8万亿。去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仅有4000亿元，今年即使翻倍，也不足以应付地方债务还本付息需求。

　　根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中约一半的信用状况在投资级水平—这也暗示另外一半的情况可能不妙，可以预见如果未来情况恶化，更多省级政府的信用情况会恶化。如此一来，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一旦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其治下的企业日子也可想而知。　　受房地产开工量巨降之累，2015年土地财政铁定是大幅下降。而税收这一块也不容乐观。

　　2015年整体税收可能是微增长甚或负增长，出现税收与土地财政双降的情势，而财政支出增长又是刚性的：社保、军费、安全维稳和基建经费等都要大幅增加。特别是基建这一块，政府要保增长，唯有大上“铁、公、基”，钱从何来？

　　许多地方已经债务惊人，按官方统计数据到2013年6月地方债总数为17.8万亿，可社科院李铁他们调查发现，地方政府上报的债务数只有实际数额的10%、20%或30%，报50%的都很少。以此推之，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得乘以三，即超过50万亿。

　　在税收和土地财政双降的情况下，还要大上基建保增长，政府只有靠发债、印钞，而低油价、低通胀又为超发货币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可以预见：2015政府会大举发债，海量印钞。又一轮资产泡沫开吹。

　　美银美林近日警告称，中国在今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不断增高，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及通缩压力有可能引发一波债务违约潮。有分析师称，中国债务总额与 GDP的比值在过去几年里迅速提高，历史上，全球还没有哪个国家在遭遇中国这种情况时能够逃脱爆发金融危机的厄运，危机的表现形式有货币大幅贬值、银行业资产重组、信贷危机或主权债务违约等，而且在爆发金融危机时这些坏事情往往会同时发生。

　　但分析师也承认，由于中国的债务主要是本币债务，而中国的央行又能够印钱，因此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对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施以援手。

　　另外，中国信贷危机最有可能的爆发形式是：随着投资者风险偏好度下降，影子银行体系爆发信贷危机，随后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金融体系进行资产重组。

　　美银美林提醒人们关注中国经济的三大问题：通货紧缩、人民币贬值和债务违约。

　　美银美林提醒客户，一系列不利因素的汇聚有可能冷却中国A股市场目前的投机热潮，最终将中国高达26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给经济造成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报告称，中国今年很有可能爆发信贷危机，经济增速放缓和负债率过高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致命伤害。

　　如松认为中国将要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这个时间点在四季度。从中国的会计制度来说，四季度是年末，银行是收贷的时候，极容易引发企业的资金链集中断裂，危机大规模爆发，这是结算制度决定的。

　　沪深股市6124点的顶是在四季度。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也起始于2007年底。1929年的经济危机起始于1929年的10月29日。1987年10月 19日，开盘仅3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形成美国股市一次著名的股灾；1989年12月，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从1990年开年开始狂泻。

　　总之，历史上大部分泡沫破裂的时间都喜欢选择在四季度，特别是10月份，是一个不安宁的月份。

　　这与全球主要国家的结算制度有关，无论每年的九月还是12月作为一个财年的结束，在四季度都是市场流动性短缺的时期，极容易引发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形成经济危机或股灾。

　　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从2006年就开始，当年下半年房价开始下跌，一年后的2007年底、2008年初，房价出现惨烈下跌，中间间隔了一年半左右。中国2014年5月的房地产指数高峰显然已经难以超越，到今年底也是一年半左右。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判断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也是全世界的难题，特别对于中国来说，集权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更没有先例可循。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那就是通胀的走势，未来五个月，通胀走的越高，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越大，如果CPI上涨到3.5-4%以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能性将超过75%，通胀越高，可能性越大，危机爆发的也将越猛烈。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余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将是一个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高发的时期。

　　中国现在面临的风险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过剩产能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都非常突出。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会带来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下降和风险的集中，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一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需求快速扩张，二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只需要熬过这个冬天，很快春天就会到来，因为市场需求一直是快速扩张的。

　　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时期正在来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已经不成立，不能发挥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各类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余斌指出，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危机与改革赛跑的时期。所谓危机与改革赛跑，是说如果我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一场危机才能解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就可能避免系统性的危机。

　　因此，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余斌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是很难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金融改革中的几个重大举措，应尽快得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