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妈”这么拼 “中国大爷”干嘛去了?(图)

　　女性更容易接纳新事物，男性更难“豁出去”

　　在应对消费社会这一波新浪潮的巨大冲击时，最能迅速作出应变的通常是年轻人，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又没有那么多传统价值的负担。而“大妈”之所以比“大爷”更能顺应变化，或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就像科幻电影中，通常最容易接受陌生外星人的，要么是孩子，要么是妇女，而成年男性往往对其抱有疑虑。

　　虽然传统时代的中国女性在成为家长之后极受尊敬（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但不必讳言的事实是：女性一般是被认为只处理次一等的事务。由于原先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对边缘，所以女性在主动模仿和接纳新事物时的排斥不那么强烈。比如，当中国最早出现个体户时，摆摊的多是妇女，因为她们不少人原本也没工作，出来练摊也不像男人那样怕丢脸。乡村女性在进入城市生活后往往比男性农民工更自觉地对身体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以尽快融入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比如打扮得“洋气”一点。在经历了20世纪剧烈的男女平等政策之后，中国的女性也的确有了相对自主的选择，甚至因其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而受到世界瞩目。

　　在中国的社会性别规范中，男女通常仍各有默认的领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往往与生产相联系，而女性则与消费相联系。“中国大妈”所活跃的几个领域，无论是娱乐休闲，还是消费、投资等，都恰好是这一性别分工中偏重女性的领域。

　　加拿大人类学家朱爱岚在《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中观察到，“普遍贬低妇女，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经常否认她们的作用，是中国农村文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女性执掌家里的经济和财政却颇为普遍，因为“一个妇女的生活及其子女的未来同这个家庭的福利休戚相关，因而她成年生活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巩固这一福利上。”虽然面临着社会经济变化的剧烈冲击，这一模式却颇具生命力——试想一群“中国大爷”去扫货的场景，在许多人看来恐怕是颇有违和感的。

　　在这新的社会形态中，隐含着一层未言明的意味：要敢于在公共空间中展现自我。这种自我呈现的内在愿望，有时表现为身体暴露程度的增加（往往年轻人更乐于效仿，他们展露自己身体是得到颂扬的），有时是肢体动作的展开（所以现代人总被要求去热爱体育运动），又或是在公共场合加强存在感。总之，不要遮掩自己的身体。

　　虽然广场舞是中国社会的现象，但这背后的逻辑却是不同社会走向现代化时所共有的。《私人生活史》第五卷在谈到法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时就曾说，“妇女现在能够公开地承认她们以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愿望：希望保持吸引力”，但是，“在日益强大的消费社会的推动之下，对新风尚的接受一般都是办公室职员比工人农民早，女性比男性早。”

　　在“越活越年轻”的全新社会压力下，如果说女性尚能欣然去积极拥抱它（因为据说“女人天生就爱美”，所以无可厚非），那么同样的举动有时却会让“中国大爷”们踌躇。这正如女人用衣服来打扮自己会受赞许，但男人这么做却会冒着丧失男子气概的风险。虽然“中国大妈”们这些年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们在公共领域的活跃表现，但她们的行为在本质上其实是个人化的——追求自己的快乐、投资等等。

　　这正暗合了消费社会的律令：怀着一种普遍的好奇心，不要“错过”任何一种享受，关注自我并满足自我。然而男性气概却通常是建立在公共领域内赢得的尊敬，太过关注自我难免受到讥评。就算是年轻人，一个女孩子自拍很平常，你倒是让一个男的手持自拍杆试试！

　　“中国大爷”的相对沉默和失声，正表明他们是社会变迁中最为失落的那一群人。他们在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本应是最具权威的群体，但在新的变革中则迟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不免迷茫。现代社会中边界模煳，权威被解构，对男性气质的认识普遍混乱，以至于他们一方面不像大妈们那样“豁得出去”，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如何才算是自己合适的形象。

　　慢一拍的中国大爷？

　　这样说来，“中国大爷”的晚年生活才更需要去关心。我一个朋友就曾忧虑自己父亲。因为母亲倒是每天去参加广场舞，比儿女们成家之前生活得更充实愉快了，但父亲却好像不大能适应新生活，至今学不会广场舞、微信等新玩意儿，夫妻俩之间的差距都拉大了，以至于她慨叹“要是我爸也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但她后来发现，父亲虽然有些抗拒，但实际上也还是愿意学的。

　　在中国城市的广场舞现场，虽然“中国大妈”的确在人数上占压倒性的多数，但仔细观察来看，也还是会看到不少中老年男性随音乐起舞的。有次在桂林榕湖边，我看到广场舞领舞竟是个老头。相比起国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性别焦虑大概不算是特别强烈的，以至于有时老头也会参加一些看似有几分女性化色彩的音乐舞蹈。据Susan Brownell的研究，相比西方国家，中国体育运动中的性别趋向较不明显，因为在儒家传统中，运动并不构成传统男子气概的任何部分。

　　尽管在社会活动领域，人们默认的性别范式总会存在：跳舞的往往女性居多，而钓鱼、练书法、提笼架鸟则通常只会看到大爷们的身影。但现代化进程一经开始，就不可逆转。就像《飞屋环游记》中的那个老人一样，到最后总要在晚年生活多出来的自由中寻找自我。

　　在社会变迁之中，“中国大爷”们也会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位置和活动，接纳新的技术、观念和自我形象，尽管或许会慢上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