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春抢购黄金一战成名以来，“中国大妈”已经构成一种现象，《华尔街日报》甚至专以“dama”一词来称呼这一特殊群体。她们的身影还活跃在国外旅游景点、韩国买房团中，并将广场舞跳到了卢浮宫广场前。相比起来，“中国大爷”却是相对失语的——google“中国大爷”所能得到的词条，只有中国大妈的不到七分之一。
其实也不完全是中国如此。以我们的邻国来说，“韩国大妈”也相当活跃，而日本也有“渡边太太”（1990年代擅长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日本主妇投资者）—— 她们都是同一个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富裕的中产阶层中催生出一群有钱有闲的中年群体。而其中往往女性在消费、投资、休闲娱乐等公共场所中表现得更为抢眼。但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后面，也许潜藏着诸多原因。最明显的或许是：“大妈”更容易成群结队出现，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力和压迫感，但男人都是“独来独往的大动物”，你无法想像一群大爷集体去购物或跳舞；相比起男性，大妈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东亚的家庭结构中，“女主内”的模式使得财政大权往往掌握在女性手中，而大妈们用以理财和购物也更理所当然。
不过对中国社会而言，中老年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跃，本身乃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我们目前只拥有有限的经验观察，还难以判定这到底会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稳定现象，还是一朵短暂的浪花。
被解放的祖宗
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注重“人的解放”，那么，中老年人或许是最晚被解放的群体之一。传统上他们被社会预期的角色是“活着的祖宗”，应成为慈祥的家长/族长，“为老不尊”是要受社会讥评的——而现在大妈们跳广场舞等行为，依传统观念来看无疑是“为老不尊”。事实上，这可能也是约束住许多中老年人没有下舞场去跳舞的主要因素之一。概言之，在以往的时代，一个人进入五六十岁之后，自然获得和需要树立的是自身所处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威”，而不是去追求个人自由。
但现代社会却全然不是如此。代际之间已经不再那么紧密，原先“祖宗—父母—子孙”的垂直链条已告崩坏，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没有‘子孙’的，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祖先’一样。”现代社会鼓励每个人去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像以往那样关注对祖先的承继和后代的繁衍。
随之而来的自然结果是：中老年人开始“越活越年轻”，甚至忌讳被人说“老”。
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在1921年出版的著作《北京的社会调查》中也说：“在美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妇女不喜欢说自己已超过40岁。但很难想象中国妇女也会出现类似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妇女一旦过了40岁，便成为人们所说的‘老太太’了，通常会受到像对长者一样的特有的尊敬。”
直到1945年，费孝通访美时还发现，在美国千万不能问别人的年纪，“我老实说很早就看不太惯这种装年轻的风气（我常说，到外国去了，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国人），可是再看一看，装年轻的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是在怕老。”他们都将这种社会差异看作是中西方之间的差别，但那或许并非地域文化上的不同，倒不如说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因为现代性的逻辑就是新的就是好的，它是一种不断寻求创新、好动的年轻人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妈”直到近年来才趋于活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漫长进程的结果。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则进一步瓦解了家长和父权制的权威。随后眼花缭乱的新事物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汹涌而来，中老年人发现自己在学习新事物方面甚至还需要依靠孩子的指导，年龄不再是有经验的象征，而变成无能的标志。
但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作为中国真正步入消费社会的元年，在此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中老年人才有史以来第一次享有了那种有钱有闲的感觉：经济上较为宽裕，而他们的子女也已成年，老年成了人生之中继童年之后第二段自由的时光，许多老人对此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利用这忽然多出来的时间。除了有时需要给子女带孩子之外，他们往往无所事事，有些人因此把大量时间用于炒股、打麻将，甚至打游戏。广场舞的兴起也与此有关，因为公共空间中的选择有限，中老年人将自己的闲暇和热情投入其中，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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