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他同样喜欢去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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