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批日企突袭关闭在华工厂 曝辞退职工手段(图)

　　无法轻易撤出的中国

　　此外，还复杂地牵涉到中国特有的“撤出难题”。

　　与在有些时候只需提前通知当地地方政府即可的日本不同，在中国，如果不与当地政府进行详尽的事先疏通，并得到批准，就无法轻易撤出。在有可能对当地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时，经常出现政府提出某些理由，拒绝企业撤出的情况。而如果是在进驻时获得了税收优惠，原则上撤出时要完全退还这些优惠。有时将演变为庞大的金额。

　　由于这种事务性程序非常复杂，一名为日资企业提供工厂撤出咨询的人士说：从启动撤出准备工作到完成，“对当地经济影响较小的中小企业需要1年，而大企业则最低需要2年时间”。

　　最后的难关是遣散员工。围绕补偿金的支付额，员工表示反对、进而发生骚动的情况在中国时有发生。这不仅仅是日本企业的问题。美国摩托罗拉在2012年夏季关闭江苏省南京的研发基地之际，400名员工由于认为补偿金太少，强烈表示反对，进而发展为骚动。

　　在补偿金问题上发生纠纷，大部分是由于在与法律规定金额相比增加多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法定金额为“工作年限×1个月平均工资”。如果是工作5年，则必须最低支付5个月工资。在此基础上，“+α”就成为问题，在大企业，增加2～3个月工资被视为普遍标准。

　　西铁城作为“+α”最先提出的是，增加支付1月份工资，由于工作天数较少，其金额少于通常的1个月平均工资。最终补偿金高于最初的提示，西铁城在2月12日之前与全部员工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但是，此次西铁城的“精彩表现”从何而来呢？

　　“在中国（工厂等的）劳资问题中，政府也是当事方”，一直在中国从事劳资纠纷咨询的虎门中央律师事务所（东京港区）律师陈轶凡这样表示。换句话说，如果巧妙地让政府支持自己，事情就能顺利进行。

　　担心群体事件

　　近年来，中国由于人工费上升，工厂迁移和关闭引发的劳资纠纷时常出现。当局最为担心的是劳动者的反对演变为群体暴力事件，最终导致政府遭受批评。因此，最近为了让企业平稳地撤出，出现了协助企业的倾向。

　　在中国，不仅是日本企业，一般企业原本也都设置了根据当局意向发挥作用的“组织”。只要有3名以上共产党员，企业内部就必然存在党组织。这成为企业的监督者，一有什么事情采取行动的就是这个组织。

　　尤其是在像关闭工厂这样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案件中，将由包括企业内部的党员在内的“中方”（中国员工）来主导，这是中国企业社会的常识。很多时候有一种约定俗成，中方由哪些人组成？会采取怎样的交涉？这些“日方”（日本员工）无需知晓。此次西铁城总部在多大程度上详细掌握了关闭中国工厂的方法，并考虑到相关影响，存在不明确的地方。

　　在华日企对西铁城的不满

　　西铁城自2月5日宣布关闭工厂，在短短1周内完成了突袭式解散，其他驻中国的日本企业社会对此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真心希望不要采取那种做法。因为我们今后还要留在这里拓展业务”（广东省的日资企业高管）。“难道不了解2年半之前的反日游行后的艰辛……”（日本大型商社的高管）

　　在2年半之前的反日游行中，松下和永旺[0.91%]等日资企业遭受袭击的恶梦似乎正在大脑中复活。

　　最近，东芝和松下等大型电子企业相继宣布撤出在华生产和关闭工厂，“去中国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但相关人士称：“实际上，是从很多年前就进行准备，直到最近才在金钱方面达成协议，并最终公布”。

　　自反日游行发生以后，很多日资企业都在加强与中国员工的沟通，煞费苦心地营造“一体感”。撤出的日子企业也多采用灵活做法。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西铁城的突袭式关闭工厂，日本企业的形象将出现恶化，此前的努力有可能化为泡影。

　　在中国的日本人社会，原本就在密切关注预定今年夏季发布的“安倍谈话”将出现何种内容。其担忧的焦点是，如出现修改对过去的殖民统治表示道歉的“村山谈话”的内容，在中国进退两难的我们将何去何从？而西铁城的突袭式关闭工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