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捐赠流境外 马云捐赠新加坡 潘石屹给哈佛

　　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而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需取得法人的资格。

　　此外，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虽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但也使其行为失去弹性。

　　公益信托则不同，其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

　　另外，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金融机构或者个人，而无需聘用大量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正因为公益信托的种种优势，公益信托尤其受到家族基金会青睐。马云和蔡崇信高调宣布将建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后，得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世界慈善公益巨头的支持。

　　“新一代富豪做公益的方式已发生相当大变化，他们不再希望一次性捐出去，然后全权由基金会负责善款使用，而是希望增加慈善资产的延续性、慈善活动的延续性。”有专家如此评价道。

　　而公益界的专家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公益信托，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在2014年12月中旬举行的慈善法5个民间版本发布会上，北大清华版、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版、上海交通大学版都专门规定了公益信托或慈善信托这一章节，希望以此激活《信托法》里的相关规定。

　　公益信托为何发展缓慢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后发现，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至今，全国仅有7个公益信托获得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得以成立。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由西安信托公司，目前更名为长安信托公司，设立了“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并于当年6月6日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与此同时，银监部门发出通知，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以支持灾后重建要求。按照通知的要求，长安信托公司受托1000万元资金，3年内用于陕西地震灾区汉中县的5所中小学援建项目。2010年11月底，5所学校建设工程全部结束，并通过审计和验收。

　　另外几个被业内确认为公益信托的项目分别是：2008年10月，由百瑞信托承托的“郑州慈善公益信托计划”，信托期限10年，信托资金与收益将捐赠给汶川地震灾区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2009年9月，由重庆信托承托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募得基金1亿余元，信托期限10年，其信托资金与收益捐赠给重庆特困、伤残、牺牲的公安干警及家属等。

　　在业内专家看来，《信托法》中第62条有关“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是公益信托实际操作中最大的难题。

　　比如，一个公益信托项目如果同时具有医疗和环保双重目的，那么相关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将包括卫生和环保两部门，这就带来了审批难题。如果项目再跨区域运作时，情况就更为复杂。

　　“《信托法》规定可以开展公益信托的7个领域，可对应民政部、环保部、林业、教育部等诸多部门，究竟哪个部门来批准呢?”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模糊规定，至少让相关部门主动审批动机不强，“觉得无法可依”。

　　同样，《信托法》第61条虽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但并无相关配套制度设计，尤其是税法配套。

　　目前同样是用于公益目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缴纳25%所得税。相比之下，公益信托在税收上，并没有获得与基金会同等待遇。

　　比如捐赠人向信托公司提出要捐赠房产来做公益。按目前相关税法规定，房产增值部分要收所得税，假若一套三居室、100平方米的房产，与10多年前相比，房产增值400多万元，那么捐赠人在向信托公司作公益捐赠时，按所得税法还得缴25%所得税，即要缴100万元的所得税。这样一来，房产拥有者的捐赠意愿肯定会受到遏制。

　　“没有税法优惠制度的改革创新，目前即使捐赠人有意愿对汽车、房屋、股权等财产权进行公益信托，也没有合适的通道。”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表示。正因此，目前国内已经开展的公益信托，基本都是货币信托。

　　此外，由于公益信托还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三方主体和两次财产转移，按照现有的流转税制，则会涉及两次财产转移而面临重复收税。

　　在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另外，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在2014年全国两会时提出，《基金会管理条例》为我国公益慈善基金发展构建了基本法律框架，促进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但因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托管和专业管理等信托机制，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仍呈现体制不透明、程序不清晰、管理不规范、社会公信力不高等滞后特征。因此，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

　　章高荣认为，百杰榜披露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与捐赠纳税政策的相关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中都有提及讨论，但具体落实的效果和速度很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