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下海”至高速上市公司 年薪最高近百万元

　　1月12日，新京报刊发报道称，按照年报里公布的数据计算，上市公司山东高速职工的平均年薪约13万元。

　　此后不久，一位高速公路公司的基层员工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他的月薪仅有两三千元；“年薪13万元”一说，不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和感受。“年薪13万是怎样的平均？某些高管是不是拿了天价薪酬？”1月15日，央视《第一时间》节目引用网友的评论发问。

　　为此，新京报记者统计了A股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显示，薪水最高的高管，年薪为96万元。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董事长，曾经有过官员或体制内的任职经历。

　　最高年薪96万

　　据2013年报，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为“董监高”支付了8796万元的报酬。

　　目前，沪深两市中，以收取高速公路过路过桥费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共有19家。这些公司的业绩，多数年份里都是“红红火火”。

　　而率领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连年大捷”的高管们，从中也获得了不菲的回报。新京报记者根据2013年的年报统计，当年，19家公司共向其董事、监事和高管团队支付了8796万元的报酬。

　　其中，高管薪酬支出规模最大的，当属深高速。这家由深圳市国资委实际控制的公司，2013年向22名董监高共计支付报酬886.2万元。

　　紧随其后的为吉林高速。2013年，24位在职及离职的董监高，共从吉林高速获得报酬744万元。19家公司中，支出金额最少的为福建高速。2013年，其共向24位董监高支付报酬230万元，相当于深高速的四分之一。

　　具体到董事长来看，2013年在职的19位高速公路董事长，累计共从上市公司获得报酬758.97万元。折算下来，每位董事长平均约40万元。

　　薪酬最高的前三位董事长，分别是深高速的杨海、吉林高速的韩增义、重庆路桥的江津。2013年，三人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年薪分别是95.9万元、86.74万元和82万元。

　　此外，还有四位分文不取的“雷锋董事长”。年报显示，2013年，宁沪高速的杨根林、四川成渝的周黎明、山东高速的孙亮以及东莞控股的尹锦容，均未从上市公司收取薪酬。

　　总经理薪酬方面，同样是来自深高速的吴亚德“拔得头筹”。他在2013年的年薪为96万元。重庆路桥的陈志勇，则以600元之差名列第二。

　　部分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也算得上是“高薪职位”。以四川成渝为例，监事会主席冯兵2013年的报酬为40.76万元；龙江交通则在2013年向其监事会主席刘玉生支付报酬48.59万元；中原高速监事会主席吕少峰的年薪为40.42万元。

　　郑海军的情况稍显特殊。2013年，他一人在三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担任职务，分别是华北高速董事长、龙江交通副董事长以及山东高速副董事长。他从三家公司获得的薪酬总额为19.28万元。

　　董事长多由官员转任

　　2013年在职的19位董事长中，几乎都拥有过明显的为官经历。

　　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群体特征：多由官员转任。

　　比如，“栖息”三家公司的郑海军，曾任职过交通部办公厅。同样，曾为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的周仁强，2013年为皖通高速董事长。

　　此外，还有多位董事长，系省级交通厅出身。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他们此前在交通厅的职务，多在处级以上。

　　以楚天高速的肖跃文为例，2010年调任楚天高速前，他在湖北省交通厅工作了19年，官至交通厅外事处处长；而五洲交通现任董事长何国纯，2008年之前担任过广西交通厅财务处处长。

　　有交通厅背景的各人之中，中原高速的金雷，此前的官职最小。2009年前，他是河南省交通厅工程处的副处长。而宁沪高速的杨根林，则在仕途走得最远。杨一度官拜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

　　如果说一些出身交通系统的官员，前往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任职，尚算是“专业对口”的话，那还有多人属于“跨界”。如湖南投资的张玉玺，先前历任过镇委书记、长沙市天心区常务副区长、长沙市安监局副局长等。

　　海南高速的温国明，此前曾担任过洛阳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皖通高速的周仁强，则是从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上调任。

　　现代投资董事长宋伟杰的简历则显示，赴任上市公司前，他曾任湖南省政府“主要领导的专职秘书”。

　　董事长的官方背景，与上市高速公路的性质有关。目前，除重庆路桥外，其余18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地方政府。

　　比如，四川成渝的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国资委；赣粤高速由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实际控制；河南省政府则是中原高速的实际控制人。

　　这样的体制和背景下，一些原本拿固定工资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了年薪几十万的高速公路公司高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