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老板出逃被抓:5亿元赃款追缴不顺利(图)

　　没收：对外逃者的适用难题

　　2014年12月19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法院的一份裁定书，宣告了一项新的司法程序“落地”。

　　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西涉嫌受贿罪，取保候审期间身亡。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这意味着对他的处罚程序将终结，但2014年4月8日，南通市检察院向南通中院提出申请，要求依据刑诉法第280条，没收陈西的受贿违法所得。

　　刑诉法第280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这条规定又被称为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于2012年刑诉法修订时写入，“就是为了与《联合国[微博]反腐败公约》衔接，为职务犯罪海外追赃提供便利，然而，刑诉法施行至今已两年，使用这一条款的案例寥寥无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说。

　　陈西案这份（2014）通中刑二初字第00003号裁定书，是目前已知的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裁定书。

　　2014年8月29日，江西省上饶市中院开庭审理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一案，这是对外逃贪官没收违法所得第一案，但李华波案至今尚未宣判。李华波曾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因伙同他人侵吞国家资金9400万元轰动一时，2011年出逃新加坡。

　　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最高检挂牌督办的10起潜逃案件启用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其中已有5起申请法院审理。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有一个良好的初衷，为什么却很少适用？

　　“刑诉法设计的没收申请的唯一主体是检察机关，但法条的表述却是检察院‘可以’，体现不出强制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娜说，“办理贪腐案件有很强的政策性，尤其是嫌疑人死亡、出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强大的上级压力，检察院没有动力启动这个程序。”

　　此外，刑诉法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需要“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后，才能启动没收程序。

　　“可是，通缉一个人首先需要立案，司法实践中，对一个跑到国外、可能根本抓不回来的人立案，将直接影响对检察院结案率的绩效考核”，魏晓娜说。

　　“我国对扣押、冻结、没收违法所得财产所举证据的证明标准，与一些国际的标准并不一致，有些国家的标准可能更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说。

　　那么，增加刑诉法280条，是否意味着在今后的海外追赃中，可以用一份证明效力高的法院裁定，代替侦查机关的证明材料提供给国外司法机关，从而获得便利？

　　“依据特别没收程序只能做出一份国内的裁定。如果嫌疑人逃匿国外，仍然需要两国间已经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前置的法律基础”，王文华说。

　　“没收”在我国刑法中的规定并不统一，存在多种表述，从而给与国外司法机关的对接带来困难。

　　我国刑法中，“有作为刑罚的没收，比如‘判处某人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还有对犯罪所得、违禁品的没收。”王文华说。

　　“此外，我国法律还规定可以没收用于犯罪的财物”，王文华说。比如说，开一辆豪车去贩毒，或者在一间房子里容留他人吸毒，在一些司法机关看来，车和房子都可能被没收，“这样的话，没收财产的范围就可能没有准确的界定”。

　　劝返：较为便捷的方式

　　“不好看的香蕉往往很好吃，劝返是实际工作中追回腐败官员和资产非常有效的手段”，一名省检察院反贪局从事追逃追赃工作的检察官告诉记者。

　　“劝返并非一种规范的司法程序，而是在实践中自主发明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追逃形式”，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博士赵晨光说。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成果中，绝大多数采用了境外抓捕和劝返的形式，“实际上很多境外抓捕也是劝返的结果”，她说。

　　追逃可以劝返，追赃也可以劝返。1月19日，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涉嫌共同受贿犯罪的张某，系吉林省国税局原局长孙某的妻子，孙某受贿犯罪案发后，张某潜逃美国。在检察人员规劝下，孙某主动给妻子张某写信，要求其配合调查，促使张某携儿子一同回国，并将转移美国的3500万元赃款全额转回国内退赃。

　　在总结经验时，徐进辉说，“切实加大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重要关系人的政策和心理攻势”。

　　“财产和人不一样，人不管逃到哪里，总还是那张脸，可是资金可以不断地流转，它的流转环节多，通过投资等方式改变财产或资金性质进行洗钱比较容易，因此要溯源查清其来源很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说。

　　本报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我国公安部分别与50个国家政府部门或者内政警察部门，签订了108份关于打击犯罪的双边警务合作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

　　然而，中国警界却未借此机会大规模“走出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樊文介绍，目前公安部外派的警务联络官仅有49名，有些大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1名联络官也没有。

　　“我国只在28个国家外派了警务联络官，整个北美地区只有两个驻点”，另一名曾在2014年调研了追逃追赃实务部门的社科院学者说，“警务联络官在处理海外追逃追赃中的突发事件时，能起到很大作用”。

　　樊文还建议，在我国驻外使馆设立法务参赞，监督警务联络官工作。他介绍，警务联络官和法务参赞的职责，在于熟悉所在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制和业务流程，扩大与外方机构的联系，同时还要与华侨、华商、华人社团、留学生建立广泛联系，及时获取有助于追逃追赃的基础情报信息。

　　“对反贪一线侦查人员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条约，而是提高外语能力、熟悉国际条约”，上述从事追逃追赃工作的检察官告诉记者。

　　在与从事追逃实务工作的人员接触后，王文华也认为，我国亟需培养既精通外语，又熟悉司法实务的人才。

　　“我们几个侦查员凑在一起，也看不懂一封外国照会写的什么意思，对国际条约的理解也还是在司法考试的水平”，他说。

　　（本报记者秦伟亦有贡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