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财富最为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结盟中国富豪

　　中国转变之迅速让佩姬惊讶，因为在短短二十几年前，她的父亲见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停止了20多年的邦交得以恢复。1973年，佩姬的父亲戴维在美国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以及中国驻联合国[微博]大使黄华的帮助下，得以来华访问，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个来访的美国资本主义银行家。那时，中国“文革”尚未结束。

　　他先飞到香港，然后辗转至广东，忍受着中国沿海城市夏季的高温潮湿，自己提着行李从罗湖入关，高音喇叭将《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硬推进他的耳朵。他遇到的中国人都冷着脸，他甚至担心此行是否“有来无回”，直到他巧遇正在从中国离开的本蒂克斯公司总裁，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在北京大学参观时，主持会议的是3个“革委会”的年轻红卫兵，而副校长则一言不发，作陪而已—中国人民不欢迎资本家。终于，临行前他“意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洛克菲勒第三代访华，注定被写入史册，正因如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得以在1980年代重启对华慈善支持。 时过境迁，二十几年后，佩姬来到中国，受到的是中国企业家“追捧”一般的礼遇。

　　芝加哥唐纳利家族投资基金管理人、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美国白沙投资集团总裁艾略特•唐纳利（Elliott Donnelley）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杭州，一次佩姬与中国企业家会面，有近百名企业家参加。佩姬提议，希望他们介绍自己的同时，还能介绍自己最感念的人是谁。此举让等待发言的人不得不改变事先准备好的故事，重新思考。“进入那个会议室，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一次反思自我的机会，让他们变得更温和、包容和谦逊。于是，有人开始讲他们的祖母如何挽救了他的故事。”唐纳利说，“佩姬不止是把人联结起来做慈善，而是她真正触及了人性，努力帮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最好的自己。”

　　佩姬对中国企业家这支慈善力量抱有很大信心，她早前在纽约接触到了一些中国企业家，发现这些企业家很热衷于慈善。因此，她决定吸纳中国力量进入GPC。2011年，佩姬再次来华，这一次，她带着具体目的而来—寻找可以结盟的中国富豪家族。自此，她每年至少会来中国两次，每次逗留月余。

　　新时代的中国已有了太大改变，与其祖辈对中国援助式慈善的实验方式有所不同，她想要联结中国的现代慈善力量，做另一番尝试，而并非单一地“输入”。“我们想要了解中国的家族，尝试把他们与国际化组织，与其他国家、慈善传统背景的人们联结起来，看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们希望学习中国的企业家、慈善家的经验。”

　　佩姬为GPC成员的加入定了高标准，只有“富豪”的名头还不够，加入者要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要透明，要关爱家人及他人；另外，还要对慈善有战略性思考，乐于且善于与他人合作。“加入TNC的牛根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GPC高级总监Anna说。“在中国大陆，我们发展了3个成员，分别是牛根生、王兵和卢德之。此外还有两个华人家族，分别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 

　　“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们真正关心什么，对我来讲可谓意味深长，这使得我来到中国不仅是出于工作的目的，也有一些私人化的情感联系。仿佛可以感受这个国家的心跳，而不只是感受这个国度的智慧。”佩姬说。  慈善资本家 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结缘最早可追溯至1863年，那一年，24岁的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他打出的广告口号是“为中国灯加油”，在那以后，他就时常捐出些小钱给在中国已经初步发展的浸礼会的信徒。而此时，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还未成立。

　　对老洛克菲勒，除了“富豪”之外，类似“贪婪的资本家”这种评价在中国颇为常见，过去几十年的中学生课本中，他通常充当反面教材。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从洛克菲勒慈善帝国中汲取养分，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以外，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慈善投入最多的国家。早在上世纪初，甚至更早，洛克菲勒家族慈善脚步甫一踏出美国本土，便来到了中国。

　　上世纪初，老洛克菲勒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申请获得“免税经营执照”，受益主体，是计划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在全世界造福人类”；一周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反托拉斯案”的上诉辩护状。在当时，老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面临“垄断”的指控甚嚣尘上。

　　两案并出，老洛克菲勒从“强盗男爵”的肉身中幻化出另一副骨骼—慈善大亨。他垄断了美国的石油产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十亿美元财富量级的富豪，再用被平民主义者称为“混杂着劳苦大众血和泪”的石油作为燃料，亲手点燃了现代慈善的灯火。迈出现代慈善的第一步，便要创立国际性慈善组织，众人迷惑。

　　有人说老洛克菲勒此举是为了冲淡自己前半生的深重罪孽，他是虔诚的浸礼会信徒，他想上天堂。但历史似乎不愿过于偏向此种论调，老洛克菲勒一生捐出了5.3亿美元，其中有4.5亿直接或间接地投给了医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洛克菲勒家族财富已绵延六代，此间，该家族构筑的庞大慈善帝国一直在履行它最初的承诺。当时的人们或许很难料想，老洛克菲勒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会被誉为“现代慈善之父”。

　　1891年他捐建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且，多次拒绝用自己的名字为学校冠名。该大学于翌年10月正式开课。自创建以来，芝加哥大学培养了诸多杰出人才，该校学生、教员和研究人员中先后有超过60位获诺贝尔奖获得者。

　　十年后，老洛克菲勒又捐资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短短几年时间，对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梅毒等疾病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扎扎实实将世界医学向前推动了一步。

　　在其好友、同是浸礼信徒的牧师盖茨（Frederick T. Gates）建议下，老洛克菲勒决定在离开人世之前，“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由此，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宣告成立，首批捐资1亿美元，小洛克菲勒当选为基金会主席。1921年，小洛克菲勒造访到中国，这次东方之行，是他唯一一次来到亚洲，也在日后被载入史册。  一个家族与中国的百年慈善 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前，老洛克菲勒本想到中国办一所与芝加哥大学规模类似的培养综合人才的大学。为此，先后于1908、1914、1915年三次派员来华考察。考察团队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北京筹办这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洛克菲勒驻华医社，后更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 China Medical Board）。

　　1915年6月，基金会斥资20万美元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作为医学院校址，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PUMC），为符合“高标准”的规模，又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另外购买了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主持建造的，是当时世界一流建筑设计师柯立芝（Charles H. Coolidge）。

　　起初，建造预算100万美元，至1919年底，建设学校费用竟已达750万美元。而超出的预算则要归因于小洛克菲勒的一句“不惜代价”。

　　小洛克菲勒热爱艺术品收藏，他一直醉心于中国清代瓷器，为买到银行家J•P•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 Sr。）生前收藏的一批中国花瓶，他曾再三“求”父亲借款予他，以购买这批价值200万美元的心头所爱，那时，他已经40岁。终于，他得到父亲的“资助”，在收到这批花瓶式时，他坐在地板上，像孩子摆弄玩具一样，将那些花瓶转来转去，爱不释手。他学习关于中国瓷器的专门知识，以让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藏家。

　　修建协和医学院时，柯立芝考察建筑原址，他深为中国建筑（6.71, -0.17, -2.47%）的壮丽与雕梁画栋所倾倒，不忍损毁重建，便与小洛克菲勒说明情由，小洛克菲勒要求他“不惜代价”地保存外观。柯立芝不负所望，在保留建筑外观的同时，室内装修及一应设施，均以西方现代医学的“高标准”打造，很多考究的装饰材料、器械均从美国运抵，超预算7倍有余，也便成了必然。

　　要配得上如此富丽堂皇的“硬件”，其“软件”更令人惊叹。在当时，德国医疗水平领先于世，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美国先后有逾千名医生入德学习，他们从德国带回大量的先进医疗技术及医疗体系到美国本土。1893年，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美成立，院长正是德国留学归来、被誉为美国医学泰斗的韦尔奇（William H. Welch）。

　　在韦尔奇的主持下，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医学院招兵买马，其中就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疗人才，一切皆向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看齐。据此，协和医学院事实上不只是当时的“远东一流”，甚至可以入围“世界一流”之列，更重要的是，协和医学院的成立，近乎为当时中国装上了一道引进现代人才之门。

　　协和医学院于1921年正式落成，胡适参加了典礼，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其中“罗氏”则指在典礼上演讲的小洛克菲勒。

　　协和的建立，为中国培养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而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一人往往可开办一所甚至多所医院或学校，为日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系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其教学水平，过程整整持续八年。这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世界级一流大学—燕京大学。

　　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疗的投入，逐渐延伸至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等学科。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援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并为清华大学生物馆的建造捐助了一半经费，41250美元。

　　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投入领域再度扩展，延伸至中国的考古学、遗传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挖掘和研究项目便是在其资助下完成。1929年底，中外学者在协和解剖系合作鉴定出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历史总是善于讽刺，1951年，中国政府将协和医院收归国有，同年，曾作为“邪恶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被共产主义者视为不共戴天之仇敌的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叛徒”。是年8月，美国众议员科克斯提出一项议案：调查某些教育和慈善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及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随后的调查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被罗列一系列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该基金会30余年中在中国斥资数千万美元，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大多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年轻人厮杀。4年后的1955年，该调查才以指控不成立而宣告结束。

　　2000年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淡出中国，但这并非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情缘的终结。如今，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代表佩姬•杜拉尼正带着她的慈善事业活跃在中国。她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在她看来，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向专业的慈善家转变。“我在中国开始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即从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向针对问题根源的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慈善转变。”佩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