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经济下滑与楼市政策折腾有关 大量决策失误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理由

　　南都：是你最早指出李克强的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影响很大。后被国外的投行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为什么本届政府会形成以调结构为主的思路？

　　张军：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界的共识。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可从与中国经济增长类似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历程上，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任何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是永续的。在什么时候会减速，中国是不是到了一个减速期，这就要看中国经济的人均G D P和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经验上的一个大数统计是，当人均G D P达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时，经济增速会换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经济增长由生产率决定。随着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缩小，学习效应递减，经济的增速会下来。当然学界现在有争论，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多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认为还是在7%-8%之间。有的悲观的可能认为会在5%以下。接下来经济增速会下滑这种共识会影响本届政府的思路。

　　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换挡期的概念，潜台词也是认为会出现两个高低不平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会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都处于这种换挡期。转换就意味着产业的升级，意味着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一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企业可能要迁移，或被淘汰。产业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研发、管理、市场开拓能力等能否跟上，现在还看不清，因为这是要与欧美日生厂商的需求市场展开直接竞争了，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出现了拐点。过去高速增长时期，使用的资源、能源多，污染也多。去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是个重要的信号。虽然污染是各国发展必经的阶段，但雾霾的出现，标示中国要进入治理阶段了。治理也意味着要调整产业结构。

　　南都：你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如此乐观？

　　张军：一是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增长的轨道上，没有脱轨；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人均G D P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民众的知识更新还很快；三是中国与当年的东亚经济增长有比较类似的体制。政府把经济增长当做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石，这是东亚成功转型国家或地区很独特的一种政治思维。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和政治转型。这种思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再谈政治转型会是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内生出现的现象。而且，经济发展需要很好的秩序，但秩序并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先不能乱了秩序，不然经济不能发展。像南亚、拉美等国，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为了经济增长，而先进行政治转型，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秩序。没有秩序的体制是很可怕的，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所以，我认为，东亚的不同就在这个方面。

　　南都：回头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6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这些经验构成的知识，构成的因果关系现在还在不在？能否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启示或借鉴？

　　张军：现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成功的经验，个人认为还是有点早。中国当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排序选择上。但另一点，也是我有时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是非同一般的。通常一个后发国家可能在某一个产业上，比如韩国是电子、日本是电器和汽车，但中国市场规模大，在制造业的每一个链条，每一个区段上都参与了全球化，参与了全球分工，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不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是灾难，中国经济增速太快，也会造成全球很多国家的恐慌。如此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中国收益巨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小，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制造和产品越来越依赖了。（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