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是一个可化解的问题
南都：伴随着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去年有两个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就是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问题。在你看来，这两个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构成多大的影响，会引发危机吗？
张军：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确构成一个问题。当经济增速下滑，收入下滑，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否持续，银行表外的的信贷业务扩张会不会带来危机，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引发普遍的关注。其实，回头来想一想，这些都是当初打兴奋剂的恶果。
会不会带来危机？其实是说地方债和银子银行问题有没有解决？会不会对经济造成系统性的影响？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上的一些投行，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唱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问题，说中国解决不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
地方债近年累积的速度确实比较快，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是总量大致已高达17万亿，但实际上占GDP的比重连30%都不到。与全球其他国家比，在规模上并不大，是可控的，也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00%以上。但规模不大，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市的确欠了不少债，这些债务怎么解决？发达地区相对要好很多，所以地方债的问题，反映在中国各地是不对称的。这些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县市。
其次，若出现风险，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在我看来，中国有足够的办法解决。这些办法包括转移支付，因为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远远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可以展期，这些债务的债权人都是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上世纪90年代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当时为了处理这些债务，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即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债务重组。这种方式中国仍旧可以再用。
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其可能引发风险之前，要当做一个问题事先化解掉，早解决比迟解决要好。从去年的动作看，中央政府对此也是足够重视的。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债务产生的机制，把源头断掉。从中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要改革。地方政府为了增强竞争力，融资去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但这种以土地做抵押的城投公司模式可能要改，要转向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发行债券。
公开、透明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基本准则。这就牵扯到影子银行的问题。现在的这种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就集中在不公开透明上，以至于审计署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清楚。这比债务规模本身的风险更高。
南都：也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地方政府以平整后的土地作抵押，向银行或资本市场融资，风险不足为虑。因为现在的银行早已不是国有的银行，而是独立核算的股份银行，产权界定清晰，若借钱给地方政府有巨大的风险，它们不会那么蠢就借了。恰是中央政府的这轮限价限购的严厉调控，致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整个的债务链条才有了问题。
张军：让人担心的就是，银行在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时，会考虑道德风险，会认为这个债务最终会由政府来买单，会由中央政府来托底。中国整个投融资系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假设最终政府会买单。现在民众去买理财产品，也是假设买国有银行渠道的理财公司会刚性兑付，不知风险要部分自我承担。这个道德风险必须去掉，而这一轮的金融改革恐怕就是要打破这个神话。今年年初中城公司30亿元的信托兑付危机，据说最终政府没有出手，据说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南都：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这套已经运转了近17年的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
张军：经济要发展，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而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高效使用土地双方皆得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激励兼容。而中国有近3000个县，各地竞相发展经济，竞争激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又与地方经济增长挂钩。所以，各地县市之间都在想着如何盘活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产生更高的租值。
过去近20年，地方政府补偿征地，平整好土地后，以此作抵押向银行融资，并配套建设好管线道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出售给开发商。有了盈利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滚动开发。这是一套很高效的城市化模式，城市扩展很快，民众居住条件改善飞速。
但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会随着条件的变而变。城投公司的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拆迁征地补偿的成本低，现在经过20年的发展看，这个条件不具备了。而且很多地方可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当政府平整好土地批租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拆迁补偿的成本时，这套模式就玩不下去了。我的判断是，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财政的收入占比是快速下降，也表明了这点。而在中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县市，这套模式还是可用的。这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中国的独特之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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