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30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经济下滑(图)

　　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极端重要

　　南方周末：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将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作为了重点，你认为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曹远征：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是极端重要的。三中全会的重大举措，是重新确定中央、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1994年我也参与了分税制设计，当时我们知道事权划分的重要性，但没有办法划清楚，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当时讨论财政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相关，国家组织形式分为联邦制和集中制两种。联邦制有一个前提条件——各州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之所以崩溃，最大的原因也是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贫富不均。中国也存在这问题，联邦是各扫门前雪，但我们的欠发达地区怎么办，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抽肥补瘦。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中央财政没有钱，要向地方借钱，连军队都养不起。所以当时不能讨论事权划分问题，只能集中财力。

　　如果从这个目标来看，那次改革是极其成功的。但19年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政府太有钱了，中央政府太有钱了。这时候财税改革怎么改，按照事权和财权一致有两种思路，要么把事权跟财权匹配，要么把财权跟事权匹配。我个人认为，前一种思路是对的。因为不改变地方事权而给予其相应财力，在中国做不到，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的税制是间接税为主，增值税是全国统一征收的，改成直接税的话，主要是所得税，它的征收成本极其高，征税方法非常复杂。而中国人交易不开发票，没有银行记录，多是现金交易。我们现在也在征个人所得税，但基本是人头税，不是国外真正意义上的与赡养人口和家庭负担相关的家庭所得税。西方那套征税制度在亚洲社会很难复制，技术条件不成熟所以改不了直接税，而增值税是根本放不到地方去的。

　　除了技术上，逻辑上也应该是前一种方案。我们天天讲公共服务均等化，怎么均等化，只有中央才能均等起来。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事权的上收，而不是财权的下放。

　　南方周末：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次财税改革之后，财源和税种是什么?备受关注的地方债问题是否能得到化解?

　　曹远征：全世界通行的地方政府的财源，一是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二是消费税。这两个税的开征不仅是对财政收入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公平有意义，有利于防止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消费税也有必要，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投资导向，因为税种全部是生产性的，所以它压低地价把企业吸引过来，把住宅价格弄得很高，改为消费税后有个导向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就转移到改善生活消费环境，吸引更多人来消费。

　　地方债问题很重要，也很不重要。很重要是因为这是个财政体制问题;不重要是说这个问题在严肃财政纪律的前提下是可以解决的。解决地方债问题的办法，一是严肃财政纪律，重新划分事权;二是把负债与财政剥离，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化，变成企业负债;三是真正的财政债展期，资产证券化，用长期债券市场发展来替代现有地方债。允许发地方债的好处是至少要经过市场检验能否卖得出去。

　　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

　　南方周末：你对上海自贸区评价很高且寄予厚望，为什么?它对于深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升级有何重大意义?

　　曹远征：上海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请注意中国二字，这意味着这个自贸区是独一无二的，上海是人民币的本币中心，是金融市场，其他自贸区不具有上海这样的开放性。上海自贸区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负面清单，就是政府不禁止的即可从事;二是准入性国民待遇，即除国民待遇以外，不再设任何限制条件，没有任何歧视。负面清单现在看起来还是很长，但它是管理模式和思路的重大变化，过去是正面清单、审批许可制，而且负面清单动态管理，将来会越变越短。准入性国民待遇是说准入前不能有任何障碍，过去办事情有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各部门都有前置性许可权和自由裁量权，现在都没有了。

　　它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了，一是对价格的干预，不仅是价格管制，而且直接参与价格形成，比如利率和汇率;二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占有资源;三是通过审批制干预市场。自贸区的革命性变化就在于，除了禁止的以外，其他就不用审批了，这是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第二，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核心是金融业，金融开放、利率市场化，将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空间。1984年时，有人把深圳骂得一塌糊涂，说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其他都不是中国的，当时我们说深圳开放做了三件事：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我想特别强调管理经验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开放来知道金融业应该怎么做、怎么发展，通过服务贸易开放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的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与国际接轨。我们正在进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它与WTO有什么不同?WTO是个边境之间的事，涉及的是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而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是深入到境内，与很多国内政策相关。比如竞争中立，政府不能袒护市场的一方，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不分红就意味着对别的企业的歧视，这叫竞争不中立。又比如它有很高的劳工保护要求，核心是劳资谈判，那么要建立独立工会制度。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这是新标准。当年加入WTO时，我们与国际规则接轨废除了2700个条例，如果中国“第二次入世”加入TPP和TTIP，那还得废除多少规定?

　　南方周末：上海将建立第一个全自动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你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为什么?

　　曹远征：人民币从2009年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之后，到现在大概占了对华贸易的14%左右，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货币和第九大支付货币，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和伦敦三个离岸中心。

　　由于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条件变了。按IMF的标准资本项下一共43个科目，中国只有三个资本行为主体科目还没有可兑换：外商投资审批FDI;中国居民(包括企业)不得对外负债;中国资本市场尤其二级市场不对外资开放。这是最重要的三个科目，但这三个科目在发生变化，FDI依然还要审批，但外商投资如果用人民币投资的话是鼓励的;中国居民可以对外以人民币负债，跨境人民币贷款;中国债券市场对三类外资机构用人民币投资是开放的，股票市场也有RQFII，这表明，资本项下最重要的三个管制科目人民币是通的。资本项下本币开放，只不过本币和外币目前还不可兑换。

　　过去本币可兑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传统难题，因为本币可兑换，外资可以自由进出，一旦外资大幅流出，就会造成金融和经济困难。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于是资本管制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目前，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使国际资本可以以本币流动，部分解决了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本币和外币还不可兑换，又能克服外资以外币形式频繁流动带来的冲击。这为上海自贸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上海是一个人民币市场，一个在区内注册的企业的人民币额度可以流到内地，你突然发现过去是外汇管制并且是按用途管制的，现在尽管有外汇管制，但本币可以流动，并且不管制用途，只有额度管制。

　　本币流动带来的经济效果是汇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一定会传导到利率上，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是形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体系。因此上海是个本币中心，上海和前海不同在于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上海具有定价能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涵义就是成为人民币定价中心。

　　随着上海人民币定价中心能力的逐渐提高，就逐渐奠定了本外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事实上，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将上述提到的关于资本行为主体的三个科目中外币的使用条件向现行人民币使用条件靠拢的并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银行关于支持自贸区的三十条恰恰是开启了这一过程。现在人民币只是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不仅是多边贸易结算工具，而且是多边的投融资工具和储备工具，将来其他国家之间不仅贸易结算用人民币，而且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人民币进行投融资活动，并且人民币开始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成为非居民的储备工具，人民币才算真正的国际化。

　　这样一来，上海会成为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上海将是中国的纽约，是人民币定价中心;香港是中国的伦敦，多币种交易中心。上海和香港都是对世界经济有重要贡献的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