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要靠改革。金融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回归实体经济。金融内生于实体经济部门实际上有着两条路径：一是金融机构的路径，即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独立出了专门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二是金融市场的路径，即实体经济中的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可以直接进入金融市场，以自己的名义发行和交易各种金融产品。“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重心在于使得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能够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当前应以公司债券为基本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展开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的工程。在金融运行中，存在着众多可用公司债券予以化解的矛盾：货币供应量高企、银行信贷资金的期限错配、推进债务率降低、推进资产证券化、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熨平股市波动。
在金融改革中，公司债券的功能举足轻重，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资本账户中的交易项下开放和推进亚洲债券形成。推进公司债券发展需要落实三个机制：发行的注册制，直接向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发行，利用网络展开交易。在公司债券回归直接金融的条件下，择机出台 “贷款人条例”，以促进实体企业间的资金借贷发展；修改《票据法》，发展融资性票据；推进金融租赁机制的发展，准许实体企业根据经营运作的发展要求，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或介入融资租赁市场。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七因素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走势
2014年，七个因素将影响世界经济走势：
第一，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美国家庭债务与GDP之比在1985年至2007年间大幅上升，但这期间美国经济整体看表现平平。鉴于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正处于修复期因而不大可能再度大幅升高，也鉴于美国收入增长缓慢且两极分化严重，美国面临的很可能是消费需求长期疲软的局面，其结果便是温和萧条成为常态。即便在某一较短时期内出现较快增长，那大多也主要是由于信贷扩张或泡沫加大。美国房地产2013年从上半年量价齐升到下半年双降，就多少说明些问题。对美国、欧洲和日本而言，消费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之一都在于人口增速缓慢，所不同的是欧洲失业率常年处于高位，日本老龄人口消费意愿下降，而美国则一直存在贸易赤字。
第二，美国的“退出”政策及债务上限问题。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力度与速度。2014年美联储已开始减少资产购买，从每月850亿美元减少到650亿美元。虽然减少购买是一个渐进过程且数额不大，但这意味着持续和大量的流动性扩张期结束，市场正在形成流动性开始收紧的预期，美国长期利率业已开始上升。流动性减增直接会影响到全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以及风险资产的重新估价，从而加剧了部分国家或地区增长前景的复杂性。自2007年以来，亚洲国家的信贷与GDP之比、整体杠杆率以及外汇借款均有较大幅度上升，部分亚洲国家债务期限错配风险亦升高。决定于国内经济状况的美国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货币的力度和速度，其溢出效应值得特别关注。尽管10月16日美国两党在给予联邦政府临时拨款和提高公共债务上限问题上达成妥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依旧。如两党互不妥协，势必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
第三，欧洲仍未彻底摆脱通缩陷阱。2013年12月欧元区CPI为0.8%，是最近3年来最低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最近亦对发达经济体出现通缩发出警告。更令人担忧的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不同步。美国已经开始“退出”，而欧日仍要努力防范通缩风险。尽管欧元区债务危机总体上得到了一定缓解，但不排除个别国家债务问题暴露或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如果某些、尤其是个别系统重要性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欧洲的复苏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会拖累全球增长。法国和西班牙2013年财政赤字/GDP分别为4.4%和7.1%；法国经常账户赤字/GDP为1.9%；西班牙失业率为26.7%。
第四，安倍经济学最终效果如何仍是一个大问号。日本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未触及深层次的结构改革。难以化解深重的老龄化问题和经济停滞，已使得家庭金融资产增长率明显低于国债余额增速，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延长了那些早该倒闭的所谓“僵尸企业”的寿命。降低全球最高企业所得税率和提高消费税都将是双刃剑，在稳定债务、鼓励投资和避免抑制消费之间很难三全其美。当日元贬值带来的红利递减或消失时，出口部门亦将面临新的挑战。产业空心化导致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加剧了日本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逆差。
第五，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进入中速增长通道。随着美国开始退出数量宽松政策，持续十几年以极低利率为标志的信贷周期结束了。与信贷周期相吻合的资本流入和投资周期也将进入一个下滑期，尤其是投资回报率步入递减期时。大宗商品价格在经历了持续攀升后正渐入平稳下降期，从而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再考虑到不断积累起来的内外债务、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等问题逐步接近或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如不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增速放缓将会持续下去。在2014年，不排除它们中间的个别脆弱国家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
第六，区域贸易安排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眼下正在进行的重要自贸区谈判有5个、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有2个，它们各自所涉及的经济规模都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有望在2014年结束。虽然自贸区的建立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只要规模足够大，全球得自贸易的收入就会提高。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参与的自贸区或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对前者将产生深远影响。诸边自贸区谈判能否有效遏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势头，仍是个不小的问号。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3年9月，全球共有贸易保护措施3784项，其中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891项；仅2012年6月至2013年9月全球新增贸易保护措施1354项，其中不公平的贸易措施254项。
第七，政治、安全和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伊核问题的缓和或趋于解决将对能源市场产生正面影响。朝半岛局势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度、印尼等国都将在2014年进行大选，其社会政治稳定已引起关注。自然灾害将终止2013年世界谷物产量增长8%的势头。
2014年1月IMF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2.2%，新兴市场经济体 5.1%；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长4.5%；CPI发达经济体1.7%，新兴市场经济体5.6%。我们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道路仍将十分曲折，经济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但相比2013年，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出现小幅上扬，即按PPP计算的增长率为3.3%，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为2.7%。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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