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多有党政军背景:王健林父曾任西藏副主席

　　“富豪”们的中国梦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公立机构的任职经历，究竟如何给这些亿万富豪们的创业带来好处?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公立机构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体制内工资或者压抑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但除了少数个案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下海”之初，并没有超越地方政治层次的强硬的政治纽带，尽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为合适)是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国企的案例，“管理层收购”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改制”过程中充满了其他形式的私有产权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