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多有党政军背景:王健林父曾任西藏副主席

　　通过上大学进入体制内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明金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这提示笔者注意到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的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政治资本的作用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

　　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1995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笔者统计了“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但他的“下海”属于被迫。叶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他一开始仕途平顺，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因故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黄宏生1976年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处级干部也仅有6人，分别是王健林、卢志强、黄怒波、韩敬远、许家印、寿柏年。前面三人属于党政机关下海。其中王健林15岁即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1987年中国军队大裁军，王健林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一家负债149万元的国有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向全区公开招人“承包”。王健林成为这家国有住宅开发公司经理。1992年8月，王健林争取到了企业改制的机会，这家“国有公司”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万达)。卢志强在1980年3月到1985年6月，担任过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怒波的父亲是团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黄怒波在插队之后， 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至1990年，先后在中宣部干部局、外宣局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0年后，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后面四人属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韩敬远曾兼任过迁西县的常务副县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型国有企业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在工厂的10年，从小技术员做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寿柏年曾于1982年至1998年间在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及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

　　总之，那些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除王健林和韩敬远有将自己“承包”的国营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之外，其他人没有管理层直接收购的现象。他们的行政级别，也都是比较低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