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博士认为，学术替代性职业与其说是一个在哪里工作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如何工作的问题——“如何凭借最初让你产生读研冲动的那股求知欲，运用诸如研读文本、探究历史和书面论证这类与从事学术研究相同的技能，完成手头的任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称赞这个新词为通常悲观的替代性职业讨论注入了一股“正能量”。学术替代性职业风潮认为，非学术性工作并非万不得已的备用计划，而是双赢选择：博士生能够依凭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技能应对一切挑战，而不是继续蛰居在象牙塔之中。
卡伦·尚顿(Karen Shanton)曾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探索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目前就职于为议员提供超党派分析的全美州议会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给予她一份为期两年的研究员职位。该协会在2011年创建了一个公共研究员计划，以帮助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生进入非营利性和政府机构工作。
尚顿博士表示，博士教育经历“绝对”有益于她的工作，因为除了熟稔大脑运行机理知识之外，她还可以发挥自身的写作和思维技能。“这的确是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因为它具有学术性工作的许多好处，”她说。但“政治类工作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她目前的工作重点包括拟定选民身份法律。
虽然学术替代性职业的前景相对乐观，但一些心灰意冷的学术界难民欣然接受了他们所称的“后学术职业”身份。一家名为“如何离开学术界”(How to Leave Academia)的网站最近发布了一份《后学术职业生涯宣言》，其基本取向是，“坚信目前的体制是有缺陷的、残忍的、不可持续的，因此不可能直接参与其中。”这种观点认为，博士项目使用虚假的承诺，引诱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最初是助教，然后是收入微薄的副教授，而所谓的终身教职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
“后学术职业生涯前景劝阻人们不要攻读研究生课程，”这份宣言的作者劳伦·怀特海德(Lauren Whitehead)和凯瑟琳·米勒(Kathleen Miller)如是写道。此外，米勒博士还以笔名“神经衰弱的劳伦”(Lauren Nervosa)和柯勒·贝尔(Currer Bell，这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曾使用过的笔名——译注)撰写了一篇博文《我憎恨我的后学术职业：当你无法获得完美的后学术职业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在文章中写道：“毕业，离开学术界，搬到一个新城市，开始一份新工作，然后憎恨它?嘘!让我告诉你——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个成功故事。”2012年完成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后，米勒博士无法获得一份学术性工作，她目前正准备创业，开展生涯培训事业。
在斯坦福大学，一些教授敏锐地意识到研究生院的开发潜力，但坚信它的价值。他们目前正尝试着鼓动有意义的变革。去年，该校六位教授撰写了一份引发热议的白皮书《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的未来》，建议重新设计课程，从而让人文学科博士为“学院内外各种有意义的，对于社会生产和个人都有益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同时建议减少攻读学位的时间——目前获取博士学位往往需要近十年光阴。
在这份白皮书的作者之一、德语教授拉塞尔·A·伯尔曼(Russell A. Berman)看来，承认这些切合实际的迫切需要是一种责任。“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一种智力事业，”他说，“但大多数参与者都处在一个他们也不得不做出职业选择的年龄。”他补充说，“学术性就业市场非常羸弱，以至于各个院系的教职员工根本就不可能一切如常地开展教学工作。”
但他并不认同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博士生太多了。“我认为，对于那些热衷于钻研某个主题的人来说，接受博士教育是有益的，”伯尔曼博士说，“我认为它也有益于社会。博士生能够以多种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这些教授呼吁斯坦福大学资助各院系设计替代性职业准备计划，并缩短攻读学位的时间。人文与科学学院征集相关建议，但予以响应的院系寥寥无几。与此同时，一些新建立的项目开始帮助人文学科博士在硅谷和高中寻找工作。
其他院校也在酝酿一些举措。整体来说，这些举措或许会逐渐改变博士生的预期。
虽然纽约大学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无需应对与人文学科博士项目同样惨烈的存亡问题，但他们也开始尝试拓宽其博士候选人的职业选择。在过去几年里，这所学院已启动了两个孵化器项目，第三个项目也即将开启。这些项目为博士生提供场地、法律服务和营销咨询以促进创业。负责研究和技术事务的副教务长库尔特·贝克尔(Kurt H. Becker)表示，“相较于职业生涯基本上已经明确的博士后或助理教授工作，”这是“一条让博士生拥有更多掌控权的职业路径。”
实践网络项目(Praxis Network)由八所大学的“数字人文”倡议行动组成，主要侧重于研究生教育。该项目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合作、技术和项目管理技能，以帮助他们做好担当教授职位以外角色的准备。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数字研究员计划(Digital Fellows Program)的学生在第二学年，每星期需要花费15个小时参加一个选定的项目和相关活动。一位历史学家完成了一个名为“数据挖掘外交：对国务院外交政策文件的计算分析”的项目。研究员还设计网站，并面向其他学生组织系列研讨会，所有这一切都与传统的人文专业学习体验——独自一人在书籍成堆的房间里埋头苦学——大相径庭。
“我们的确打算通过这些实验重塑博士生教育，反思我们传授给学生的技能，”该项目负责人，英语教授马修·戈尔德(Matthew K. Gold)这样说。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伊桑·瓦特拉尔(Ethan Watrall)负责运营隶属于实践网络项目的文化遗产信息计划(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cs Initiative)。“我尝试着消除博士生因无法获取终身教职而背负的污名，”他说，“这并不重要——谁在乎呢?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真正了不起的。”
他认为，研究生院的文化已经开始改变：“主要是因为对于改变，大家有着迫切的需求。”
不过，变革才刚刚开始。“学院是一艘大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转方向，”他说。
丽贝卡·图赫斯-杜布罗(Rebecca Tuhus-Dubrow)为纽约时报书评和《Slate》等媒体撰稿。
作者REBECCA TUHUS-DUBROW2013年12月07日。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1月3日。 翻译：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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