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的焦虑

　　移民了，你还会回来吗？

　　或许是因为曾是媒体人，李文涛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他说他认可朋友给他的评价，“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他仍然准备离开。“我年纪大了，不想折腾了。”李文涛说。他有慢性鼻炎，在北京时老发作，到了温哥华却“立马消失”。

　　2005年，李文涛卖了北京的六套房产，只留了一套600平米的别墅。把主要资产换成美元和加元后，他在温哥华购买了一幢800平米的新别墅，附赠一个大院子。觉得在国外生活有保障的他很快便安排妻子和孩子出国。如今，他12岁的女儿已经就读加拿大私立中学，曾为外企高管的妻子也在大洋彼岸成了“全职妈妈”—不能说“全职太太”，因为李文涛的公司还在国内，他本人也还主要呆在北京。

　　除了李文涛，一直认为“国内有更多机会”的蒋立宽也早在15年前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妻儿也已经入籍；虽然没有立即移民，但卢天宇已经为出生才一年的孩子在美国置办了房产。李文涛和蒋立宽都坦承，在温哥华，他们这样的原籍中国的企业家或者企业家家人数目并不算少。这与本报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调查发现，虽然有15.71%的企业家寄希望于“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以减缓焦虑，但将近一半的企业家却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计划移民。

　　“我在考虑"拿一个国外的身份"。”暂时尚未移民的周璞说。将“移民”与“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分开来谈或许不是中国人首创，但在目前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确更为常见。

　　张维炯将企业家移民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七种：拿国外的护照，方便出行；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己的养老而移民；为了更安全的食物、水和空气而移民；担心大的社会波动，为了财产安全移民；为了表示“富有”，随大流移民；为了投资海外而移民。还有一种，便是有“原罪”，不得不移民。在本报接触的企业家当中，虽然有人直言，“呆在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不踏实”，但为了出行方便、孩子教育、食品安全而考虑或者已经移民的企业家，仍然占到了移民企业家的大多数。

　　选择或者准备离开的人们似乎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声警钟。毕竟，谁都知道，这个阶层代表的是中国的财富，还被认为是国家的精英，但乐观的声音也不是没有。

　　滕斌圣的观察结论是，尽管会有部分企业家把企业卖了，“走人”，但对于大部分移民企业家而言，离开只是为了一个“身份”，或者说一份“安全感”。人生的根、大部分的家人还有几乎全部的事业和资产都还在中国。他说，企业家们若“连根拔起”，固然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出现“空心化”，但所幸的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大部分移民企业家显然深知这一点。

　　“他们不过是给自己和家人多留了一条"路"。”滕斌圣说。部分受访企业家的说法为此提供了佐证。身为家中独子的卢天宇则说，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他不会真的离开。“毕竟，我的工作在这里，父母也需要我”；认为国外创业环境更为友好的蒋立宽也承认：“加拿大税收太高，机会远没有国内多”。

　　张维炯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移民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曾有过类似现象。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有大批国民前往美国，但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仅仅20年之后，便出现了韩裔美国人“回流”。在中国，“回流”现象在留学生当中已经出现。

　　李文涛则是一声感慨：“其实年纪越大，越爱国。故土难离啊。”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文涛、蒋立宽、严明、卢天宇均为化名。本报记者缪舢对本文亦有贡献。作者：汤向阳 曹惺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