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与女友田朴珺在飞机上
据《第一财经日报》10月11日报道，9月下旬，万科董事长王石赴美国波士顿与师友话别，结束其在哈佛大学的两年学习生活，10月他将转赴英国剑桥大学开始新的学习。该报记者在纽约文华东方酒店对62岁的王石进行了专访。
日报：从1984年创办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改名“万科”)，到1999年2月辞去万科总经理，是你的一个阶段;此后，作为董事长，你完成了“7加2”的攀登探险之旅(世界7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也是一个阶段。这两年，你又选择出国读书，是第三个阶段，读书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石：留学是我的一个情结，很早就有。我是“工农兵学员”(注：王石1974年被选送到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197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目睹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一直希望可以有机会去留学，接受系统性的知识训练。1983年我到深圳去闯荡的想法也是以深圳为跳板，过个两年就出国去学习。当时并没有想过自己会一辈子经商，而且那时深圳会什么发展、特区会怎么样，也是很不确定的，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也不可能说有什么三年、五年计划。明天究竟怎样很难预测，所以也只能做一年看一年。没想到一直做下去了，但我始终还是有出国学习的梦想。
像我这样的“文革一代”没有接受过好的知识训练，虽然也一直自学读书。在深圳做了多年，始终想着要出国学习，但总是一年又一年推迟。到了50岁，开始觉得留学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一是年纪大了，另外也觉得接受知识训练是年轻人的事情。过了50岁后就没再想过出国读书。
2010年我59岁时，收到哈佛大学的一个非正式邀请。万科和哈佛之间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项目，每年暑假都会安排一些哈佛的本科生到万科实习。有一次合作双方见面吃饭，哈佛那边的“中国基金”项目的执行主任问了一句：“王总有没有兴趣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学习半年或一年左右?”当时我毫不犹豫回答“我愿意”，而且选了最长的时间——一年。
能去哈佛学习，一方面是万科和哈佛的合作项目起了推动作用，另外和我的身份、经历也有一定关系。包括在写申请材料时提到，我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项目有一年的教学经验，我也是企业家。特别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的时候，感觉自己理论上的准备是不够的。当然作为案例教学，你讲自己这么多年的实战经历可能会非常引人入胜，但教学和讲演毕竟不是一回事。
促使我到哈佛的最直接理由还是自己想去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和梳理。其实并不是因为是哈佛我就去，如果当时邀请我的学校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我可能也会去。但这个契机最终促成我去哈佛。
不过到真正要走出留学这一步时，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主要还是语言问题。毕竟不是国内的学校，很担心到那后攻克不了语言关，我反而犹豫了。
到哈佛后，我在选课时情不自禁选了“资本主义思想史”、“宗教如何影响社会”这些课程。这与我是企业家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关于我自身、关于万科未来究竟怎么走，都需要一些更深的思考。
学习的困难非常大，更大的是语言问题。何况这些课程即使翻译成中文都很难理解。尤其是宗教问题，我本来就比较陌生。真正深入进去后发现有很多教派，如新教进入美国后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给我很多思考。比如有一个很小的教派叫“贵格派”，目前全世界信徒也不过60万人，但在反对战争与和平主义方面扮演了有趣而且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在哈佛的第一年几乎处于崩溃状态。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茫然，根本不知道教授在说什么。好在美国的教育方式是在课程之前告诉你要读哪些书，可以预习，课后再继续阅读来弥补。整个学习过程非常辛苦。这一年眼睛都看坏了，不停地耗损，散光非常严重。我本来是不近视的，但现在老化得很快，眼睛充血、视网膜硬化。我第一次经历这种阅读方法，要快速读大量读物，对效率有很高要求。另外还要不停跟教授交流，只能通过较大的阅读量来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那时候真的觉得在哈佛每天都是煎熬，每天都在盼着星期六，因为到周六就可以睡懒觉了。由于晚上熬夜太厉害，白天上课就会打瞌睡，经常觉得自己没有出头之日，最糟糕的是别学无所成，再把身体累坏了。
在深圳创业这些年，虽然压力很大，但我的睡眠一直很好。甚至越是困难时期，越是睡的好，觉得什么都别多想，明天太阳还会正常升起。但在哈佛真的是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每天看书看到两三点睡觉，八点上课，明明知道自己必须要睡一会儿，但怎么都睡不着。登山的时候只是肉体上折磨，心理上恐惧，但也就是熬两个月，但在哈佛要熬12个月!
可真正到这一年要过去的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怎么一年已经到头了?然后我就开始申请在哈佛学习的第二年。到了第二年感觉到时间更加不够用，我也不愿意再去应酬。每天就只奔波于公寓、校园、课堂、图书馆之间。这个时候真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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