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富得像个人样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外宾时表达的中国政策理念。
28年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众多家庭的财富也有了增长,更多人成为中产。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还有1.28亿人的人均纯收入不到192元/月(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数据),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4%的财富(2010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常年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0.4的警戒线,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说好的“共同富裕”呢?尚在下一个中国梦中。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气氛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
此时,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还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而非富得像个钱样,能有效抵消公众披着仇腐外衣的仇富心态,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新周刊》剖析了中国富人们的8种活法,讨论了富人们的坏传统和自我修养,采访了企业家、经济学人、传媒人对富人和公众关系的看法,尽可能多元地呈现了中国富人在公共事务中的表现。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重新认识富人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