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狗扑过来，我拿着棍子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拖出来。”拖出来一看，里面是15瓶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国家农业部允许使用，但安丘市禁用）。
韩国成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以前甚至还有从销售者家的养猪圈、烧火的风箱里搜出高毒、剧毒农药的例子。
而之所以能够及时掌握高毒、剧毒农药的销售线索，则是因为2007年后，安丘市在每个镇、街道、社区、村，逐步建立起设有农药监管员和信息员的“信息网”，对农药的经营和使用实现“无缝隙监管”。
在加强农药监管以来，安丘市也因此收获了名声。
2011年，安丘市被国家质监局列为出口农产品区域化管理示范县，国家农业部、质监局两次在安丘市召开现场会，推广安丘区域化种植经验，并把这一经验定名为“安丘模式”。
此外，安丘蔬菜被确定为香港在长江以北唯一的直供产地，也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蔬菜供应地。
安丘市农业局局长于庆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去年，当地生姜年出口创汇1亿美元，从事生姜加工的企业达100多家。
农业执法部门无权强行翻耕
生姜的出口之路则被设置了5道强制性的“关卡”
虽然6年前的出口危机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安丘市农业执法人员看来，当地农业执法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韩国成清晰地记得，2010年，在一次下乡检查时，他们无意中发现路边的田地里，一名姜农正在使用神农丹。
由于农业执法部门无权强行翻耕土地，只能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后，一起对农户“晓之以理，动之以法”，让姜农将已种植的生姜翻出地面。
曾有安丘市农业执法人员建议，希望按“投放危险物质罪”论处使用神农丹的姜农。
依据我国刑法，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密切相关。但安丘市有派出所认为，姜农使用神农丹，未造成恶劣后果，因此不构成犯罪。
有时，即便农业执法部门将使用高毒、剧毒农药的姜农移交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往往只是没收农药。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毒生姜”事件后，内销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检测机制存在的漏洞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据央视报道，内销生姜则往往采用送检制度，一批货只需一个合格报告。一些姜贩只要找一些合格的生姜送检，就可以拿到一批生姜的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
相较之下，生姜的出口之路则被设置了5道强制性的“关卡”。
一位李姓蔬菜外贸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开始种植到最后成品，安丘生姜须由潍坊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两次，农产品出口基地（公司）自测3次。若在国内的任何一次检测中发现问题，就地销毁。出口到国外后，进口国再次安排检测。一旦发现农产品有问题，在国外就地销毁或运回国内。”
2008年起，潍坊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已经开始给出口的生姜做包括神农丹在内的农药残留抽检，常规检测项目有20余项，而每年批检的项目接近一百项。
马振荣地里出口的生姜，运送到外贸企业后，每批次都要进行严格检测，而且是免费检测――出口企业在报检时，附带交纳了检测检疫费，对于规定的项目，潍坊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免收检测费。
法治周末记者在安丘市某出口生姜种植基地亦发现，重重检测之下，种植者已对农药使用“敏感”。
“（农药残留）检测出来后，出口企业就不要了。”该基地一位农民说。
被“山寨”的安丘生姜
倘若运往其他地区销售并最终被查出农药残留，那么，也无法追溯到这批生姜真正的生产地
在“安丘模式”备受推崇之时，来安丘考察学习的其他地方农业部门有不少。2011年，考察者的数量到达高峰，“有时候，一个月能接待到二十批人前来学习考察，主要参观出口基地和农药门市店”。韩国成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对安丘市农业局而言，无从确定是否“安丘模式”，被各地农业部门真正借鉴的程度如何。
但可以确定的是，安丘生姜的名号却迅速被“复制”了。
马振荣也去过安丘市葱姜蒜批发市场。他发现，不少外地生姜都贴着安丘生姜的标签，姜贩按照安丘生姜来收，“良莠不齐”。
这也是安丘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副主任王振录的感受。据他介绍，倘若运往其他地区销售并最终被查出农药残留，那么，也无法追溯到这批生姜真正的生产地。
在安丘，如果检测出农药残留，农业部门也只能暂时封存，不允许姜贩出售。王振录说，如果的确有安全隐患，工商部门会要求农产品的供应商召回产品，再由县级以上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对马振荣来说，虽然能吃上自家绝对安全的生姜，但他称，自己在外地目睹过一些内销蔬菜“种在农药里”，吃得不放心。
他于是在自家的小院里，辟出了几块地，种些常吃的瓜果蔬菜。在儿子回家看望自己时，他总巴不得多采摘一些，塞满儿子私家车的后备箱。
在马振荣所在的村庄里，像他这样的种“私家菜”的农户不在少数。马振荣说，自己也并不愿意这样，但他不知道，内销蔬菜和进口蔬菜何时才能一样安全。“别出口的一套，内销的一套，统一一下就好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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