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危机倒逼农药管理变严
重压之下，神农丹等一批高毒、剧毒农药很快被安丘市农业部门列入严格禁用的名单。也是在2007年，姜农马振荣也发现，原本到处都能买到的神农丹，“越来越不好找了”
在这一年，日本进口农产品频繁出现农业化学品超标现象。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现了违法使用未登记农药问题。
于是，日本出台“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这一制度涉及农药化学品734种，几乎对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中的残留都作出了规定。设限数量之广、检测数目之多，限量标准之严，前所未有。
在把关“突然变严”的情况下，安丘生产的大量使用过神农丹的“问题生姜”运往日本后被就地销毁。
对安丘而言，原本大好的出口形势也突然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果在生姜种植过程中继续使用神农丹，就意味着出口受阻，很可能给当地经济造成重创。
重压之下，神农丹等一批高毒、剧毒农药很快被安丘市农业部门列入严格禁用的名单。也是在2007年，姜农马振荣也发现，原本到处都能买到的神农丹，“越来越不好找了”。
次年，安丘市农业局出台了《安丘市农药管理办法》，首次确定了农药定点经营制度，对市内31个批发商，819个零售点设立市场准入门槛。
随后，农业局又对所有合法农药实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只能销售已备案的农药。对全市农资配送车辆也进行登记备案，由公安部门对农资配送车辆进行检查。
此外，农业局还大力推广“连锁经营”，即农药批发业户与零售业户签订连锁协议――倘若零售业户私自购进、出售未经备案登记的农药，连锁总店发现后必须即时举报。
在愈趋严格的农药管理下，种植内销生姜的马振荣“打起了小算盘”。“当时，反正都管得这么严了，要不干脆种出口生姜。”他回忆。
但是出口生姜的种植成本，与内销生姜高出几倍甚至10倍。
光是用溴甲烷熏蒸除虫除菌，他就必须先给姜田覆盖上一层“地膜”。熏蒸完土地，还未等播下姜种，先期投入早已超过了3000元。
这与廉价但毒性大的神农丹相比，似乎是个又笨又贵的方法。
但马振荣还是“动心了”。
原来，生姜价格有“贵三年，贱三年”之说。如果与外贸公司签订2年至5年期的合同，无论国内市场价格如何，外贸公司承诺按合同价格收购。
更高的价格打动了马振荣。以出口日本为例，每吨生姜价格达1000美元，平均每斤生姜3元钱。而此时，国内市场价格哪怕平稳，也不过两块多钱。
就这样，原本一直盯着国内市场的姜农马振荣，开始“转型”做出口生姜。与他一道“转型”的姜农不少，从事生姜加工的企业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从狗窝、猪圈、风箱里搜农药
“拿货也简单，给生产厂家打个电话，厂家就能马上通过物流发货。”刘世娜说。但她表示，因为农业局“查得紧”，自己并不敢以身试法
在出口危机缓和后，安丘市农业局的工作人员不敢松懈。逢春播时节，往往天刚蒙蒙亮，农业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就已经下到乡里。
因为对神农丹的蓝绿色包装盯得紧，安丘市农业局执法大队副队长韩国成笑言：“吃饭时看到绿色的韭菜炒鸡蛋，我的眼前都能蹦出神农丹的样子来。”
马振荣也发现，墨绿色的农业执法车频繁地出现在田间地头，“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听到一些传闻：“2008年，几个卖高毒、剧毒农药的经销商被罚得血本无归。”
这得到了安丘市农业局的证实。更为准确的版本是，2008年，由农业局牵头，与公安、质检、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先从流动的小摊贩入手，查处了一批违法销售经营高毒、剧毒农药行为的经销商，高毒、剧毒农药被没收，经销商被拘留，并处以高额罚款。
然而，重罚之下，也有“钻空子”的可能。
刘世娜在安丘做了十几年的农药批发生意，常常和农药生产企业与零售商打交道。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虽然安丘市已禁止出售、使用神农丹，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农户向她表达过，希望购买神农丹的意向。
“拿货也简单，给生产厂家打个电话，厂家就能马上通过物流发货。”刘世娜说。但她表示，因为农业局“查得紧”，自己并不敢以身试法。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因为利润空间小，不少农药零售商并不希望销售神农丹一类的剧毒农药。“卖这种进口药才能多赚点钱。”一位名叫周杰的农药零售商说。
但过去，即便不赚钱，农药零售商还是会备上一些神农丹。因为不少姜农“只认一种”。马振荣也坦言，自己当年种植内销生姜时，也是如此。
因此，在安丘农业执法日趋严格的几年里，曾出现过农药零售店用神农丹当“招牌”，借此带动其他高利润农药的销售。
多次搜查出高毒、剧毒农药的经历，让韩国成记忆犹新。
一次随机检查中，执法监察大队进入了一家不起眼的农资销售店，趁着同事与店主交谈，韩国成钻进了旁边放满了杂物的过道。
“越脏越乱的地方越有可能放高毒、剧毒农药。”韩国成说。果然，在角落的狗窝里，他发现了一个箱子，箱子旁卧着一只看门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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