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_刘浚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答案。
茅于轼，经济学家，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这几年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抵达过去很多年来的最高点，乃至被联合国认定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社会的怨气几乎达到顶峰。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84岁的茅因发现经济学中的“择优分配原理”而知名，代表作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经济学专业著作，而是致力于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茅也因在此领域的努力，而在去年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奖项，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在这本原题为《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的书中，茅于轼给予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即厘清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人民利益为重，取消特权，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具体策略上，茅主张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另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即要平等还是要建设？二者相权，茅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而应当防止的是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即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
矛盾的十年
南都周刊：这本书解释中国人怨气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怨气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我是一个外行人写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我算是内行，对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我不是专家，我是个普通人。看这些问题，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能够独立地、不受限制地想。讨论怨气从哪来的问题，我否定了两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是收入分配和腐化。我说不是，我解释为不讲理。拿出拳头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社会是个善治的社会，不是恶治。老百姓好管理，大家讲理。这种不讲理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开始的。发达国家对内的政治从来不用武力，欠发达国家却相反，对内政治靠武力。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
茅于轼：这是很矛盾的十年。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高，这十年大概是30年中增长最高的。但是也有国进民退，法制松懈，闹出薄熙来这样的事。总的说起来还算可以。
南都周刊：但重庆事件后，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并没变多，很多人对自由市场决定自由配置有疑问。而且越来越多人还在说“中国模式”。
茅于轼：他们的看法不对。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个绝对错不了。重庆的问题也恰好是反市场，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完全是寅吃卯粮，负债好几千亿，怎么还这个钱？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可避免
南都周刊：很多人认为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把钱转移到国外，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茅于轼：你要注意，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又回到中国来做生意，很少人彻底跟中国脱离关系。大部分的企业家，生意还在中国做。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做生意需要熟悉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机会确实比外国多。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机会非常多，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能赚到钱。影响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我看了数据，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3万3千亿。他们拿走的顶多几百亿几千亿。所以在国家间的经济来往中看不出来有多大变化。这件事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会非常危险。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了，只是没有暴露。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泡沫，另一个是银行欠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硬着陆。我想了很久，没法解决。房地产泡沫就是这么多的空房，你要让它住上人就没泡沫了。但你怎么让那么多空房住上人呢？
南都周刊：通过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吗？
茅于轼：这个时间很长，最起码得十几年。十几年泡沫不破裂，可能性几乎没有。银行坏账也是一样，它已经坏掉了，怎么填这个窟窿呢？现在只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增长，老百姓存的钱比取的钱多，银行的存款还在增加。坏账再大银行也不怕，就怕你取的多存的少，它马上就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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