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当年12月初，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死亡， “我感觉事态严重了，准备去一趟。”
恰逢当时是外国记者续签签证和记者证的时间段，很多记者的护照都交到了签证处，没办法坐飞机，新闻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了，摩尔甚至有些小庆幸。“但去了后才发现，好多外媒同行都已经在现场了。”摩尔笑着说。
进入乌坎，还靠了点运气。摩尔和他的新闻助理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接近乌坎时才发现遭遇了警戒线。“到了关卡时，我们前面出现了一辆政府的车。我们租的车贴了黑色的膜，警察从外面看不见我，估计是把我们的车也看成是跟政府官员一起的，一挥手放我们进了村。”
往前开了大约几百米，看到一个用树枝堆成的路障，在离路障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些村民聚集在那里，摩尔停下来观察了十分钟，但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
“这时我看到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下放心了，于是我下车向他们走去。”村民们见到摩尔，非常热情。
“整个村子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官员，这种氛围很奇特。海外读者应该能从报道里嗅到些不寻常，他们开始关心遥远的乌坎村的命运。”
随后，BBC等外媒陆续赶到，摩尔帮助他们进入村子。他住在薛锦波的家里四五天之后，选择了离开，留在附近继续观察。
“新闻报道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伤害当事人。” 摩尔说。之后，越来越多的记者赶到了乌坎。
后来因为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每日电讯报》又增派了一名记者进村。摩尔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提供帮助”或者试图干涉。
乌坎事件平稳解决后，在乌坎村进行选举时，摩尔进行了回访。这时各级政府部门已经重回乌坎，但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接受采访。
与中国领导人邂逅
来中国的4年多，摩尔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与中国官员时不时都要打交道。
玉树地震后，摩尔从兰州租车直接到地震现场。
在玉树市中心的一栋倒塌的商场，摩尔站在废墟的一角。一辆中巴车停了下来，车门开启后，第一个从车里下来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温没有做任何停留，甩开身后的军人，从200多名藏族民众和喇嘛中独自穿过，直接走上废墟。
巨大的废墟上到处都是松动的瓦砾、钢筋和玻璃（1586，11.00，0.70%），人走上去很不安全。温家宝随后在废墟上做了一个演讲。摩尔很吃惊，“他年纪很大了，这么做很危险。”
这是摩尔和中国总理唯一的一次邂逅。
去年秋天十八大召开时，摩尔重点关注了广东团。他在推特上直播见闻，说汪洋点名让他提问。在会场上，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服务于哪家媒体。”摩尔说。
根据摩尔描述，汪攥着一份《南方日报》进入会场，并要求发言控制在10分钟以内。汪还打断一位自我表扬兴起的代表，说“打广告要收费的”。
摩尔见惯了严肃刻板的中共官员，没想到汪洋在会上这么放松。为了参加十八大的报道，摩尔特地在上海量身定做了一套西装。广东团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他一直都站着，位置正对着汪洋，“他应该很容易看见我。”
在记者提问环节前，一位女士过来收集外媒的问题：“您有什么要问的么？这样我们可以帮助翻译。”
“我的问题是，高级官员是否应该公布家庭财产？汪洋书记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摩尔觉得自己的的问题是个烫手山芋，“我当时想，主持人不太可能点我的名了。”
很容易看出问答环节是事先安排好的。“比如在记者提问之前，工作人员已经把话筒放在了回答该问题的官员面前。”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摩尔几乎绝望了，下意识地摇头，皱眉。
巧合的是，汪洋瞅见了这个不安分的记者。“好吧，我回答一下那位高富帅先生的问题，”他指着摩尔说。
“我有点懵。”摩尔回忆说。他把压箱底儿的问题抛给了汪洋，但汪洋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告诉我，‘In time（合适时机）’。”
摩尔2013年的报道计划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注薄熙来的命运，等待薄案的开庭，期待更多的内幕出现。
摩尔对重庆的关注，从2012年持续到2013年。自2012年《华尔街日报》爆出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死亡事件后，作为英国记者，摩尔自然也把重庆作为自己2012报道的重点之一。
他多次南下重庆寻找线索。刚开始没有任何突破，连尼尔・伍德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未能查到。
第二次去重庆的时候，大量的细节就出现了。“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当初很难获得的信息，接触的线人突然愿意说了，而且最初一些看似天方夜谭的传闻，后来在庭审中得到一一对应。”
现在关于重庆往事，越来越多的细节呈现了出来。摩尔雄心勃勃，“我认为最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再下重庆，应该能挖出更多的新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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