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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的财富算命:互联网、医疗与金融界钱景广阔

www.sinoca.com 2013-01-25  中国新闻周刊



  高成本运作的生产环节

  岑卜村位于青浦淀山湖边,距离上海市中心近60公里。如今,上海周边农村普遍将土地集中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发包给愿意种地的人。其中有来自苏北、安徽的农民,也有来自于上海市区的城里人。

  顾宏斌是沈阳人,在上海打拼了10年,已是一个建筑咨询公司的老板。目前,他在岑卜村租了12亩土地,搞自然农业。除了少部分蔬菜,主要产品是大米、鸭肉和鸭蛋。这是有机农业中“鸭稻共作”技术的实现。因为鸭子吃害虫和杂草,这就避免了水稻对农药化肥的需求。另一方面,稻田里长大的鸭子吃这些虫子杂草,也就不依赖于带有添加剂的饲料。

  这些农业产品,以快递的方式给客户,每户每年支出大约1500元,目前稳定的客户有40家。顾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的农田的产品中,大米、鸭肉和鸭蛋是不亏钱的,但蔬菜就不一样了,因为种菜的人工投入大,产出率不到30%。地里长出100斤,可能送到客户手里不到30斤。

  和许多从业生态农业的创业者一样,他们投身这个行业的初衷,并不是挣钱,而是想回归一种田园生活,或者只是“为了有干净的菜吃”。不过,随着农产品销路已逐渐打开,面对供不应求的市场,顾宏斌正在寻找适合生态农业的土地扩大生产。但是,对于挣钱他并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基本就是自娱自乐吧”。

  以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来说,选址于青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淀山湖是上海的水源保护地,长期对农药化肥的使用有所控制,周边几乎没有工业,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允许有。将农庄选址于此,会省去巨大的前期成本和风险。而即便如此,生产成本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根据2011年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各项标准,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环境中,土壤、水质、空气均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以空气为例,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每年的空气优良天数都有极高的要求。虽然国内各个城市目前的统计数据都称空气优良天数在逐年增加,仅以最近北京的空气污染而言,京郊周边的有机农场状况颇令人担心。而且,有机农田还需要和周边农田有相当程度的隔离,否则农药一旦飘过来就前功尽弃。

  又如土壤,如果是施过化肥的土地,首先要花几年时间恢复其自然肥力,如加入有机质、动物粪便等。一般在前三年,这片土地不会有大规模产出。而开始产出后,也要考虑到土地肥力的平衡,对植物进行轮作,而不是单一物种长期收获。

  最后是水,为防止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污染,有机农田最好有专用的水道。以上种种,都意味着成本。也正因为成本高,且投资周期较长,就容易面临资金压力。

  上海欣耕工坊的农业项目负责人康洪莉,是一位生态学硕士。她在岑卜村边经营过一块土地,是一个130亩大的半岛,空气隔绝、水源基础都很好。她主持恢复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土壤健康,种植紫云英等绿肥作物,翻耕时将豆梗,麦秸等有机质翻入土中,并且加入有机质和动物肥料。一年之后,再检测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及土质,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已让人欣喜,周边的青蛙、鸟类、蜘蛛、蚯蚓等有益生物大量出现。康洪莉预计,再花两年时间,这片土地上就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及健康的土壤,其产出就能开始有盈余。遗憾的是,投资方的资金出现问题,康洪莉只能无奈撤出。

  让市场倒逼生产

  “本来生活网”负责人之一杨学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调研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有机农场,结论是生产成本太高,但鉴于这个领域的市场需求,最后决定做流通。

  但有机农产品的流通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没有化学添加剂,其变质的速度一般快于非有机食品,因此对运输的效率就有更高的要求。也是这个原因,有机产品不提倡远距离运输,而是鼓励在当地生产,在当地消费,以便于产品质量控制。

  “本来生活网”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环节,又处在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度极低的市场中,因而他们要把质量控制提高到一个非常严密的标准。以杨学涛的描述,至少要分三个环节:第一是供应商评估,查看生产管理记录,找负责人访谈,检查空气、土壤、水源,化肥农药残留的指标;第二是员工品尝,主要是口感、甜度、外观,未来可能会安排专人到生产基地常驻;第三,每批次到货都是100%抽检,不合格直接退货。

  即使如此,杨学涛也承认,“本来生活网”经营的产品并非全部经过国家标准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事实上,在食品行业标准种,分为普通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四个级别。有机食品处于最顶端,认证最为繁琐和困难。而在一个诚信匮乏的社会中,认证程序的含金量也相对有限。也因此,大量已经达到或接近有机食品标准的农产品,为避免复杂程序和节省成本,在客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干脆不走有机认证的流程。

  杭州园田居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王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移动通讯行业做了十几年后,决定投资兴办生态农业。但入行后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找到方向。2012年10月,他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取得联系,可以经营销售其科研大棚中生产的蔬菜。另外,王烈在距离杭州市区约40公里处,找到一块生态系统未被破坏的山洼,将其租下,雇了一对老农夫妇,养了上千只鸡、鸭等禽类。

  于是,园田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流通环节,其商业模式,大致是从省农科院的大棚中采摘各类蔬菜,加上自产的鸡鸭,以家庭为单位配送上门。根据家庭的规模,每次配送量不等。比如一个五口之家,园田居为其每月配送8次,每次6斤蔬菜,一块肉,另外每月鸡、鸭各一只,60只鸡蛋。如此一份,每月收费780元。这一价格,其实比现在相同规格的,菜场提供的非有机食品价格要低。

  园田居能把价格打得这么低,最大的原因在于农科院的农业设施、场地、人工、科研等诸多成本不由其负担。而对于农科院而言,在隔离环境中研究、育苗而生产的蔬菜,如不卖给园田居,也是一举两得。

  王烈承认,维护和农科院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而园田居之所至今还能保持资本的青睐,也有其独到之处。王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投资人关心的一般是三个问题,即能否盈利,商业模式能否复制,能否有长期稳定的客户流,以及他们的流失率。在最后一方面,原田居做得相对成功。经过半年的努力,原田居的客户数已保证在700户以上,而且持稳定增长,主要分布在三个社区。

  按照王烈的理想化计算,2013年的目标,是进入30个社区,将客户规模扩大到3000户。有如此基数的客户群,无疑会对投资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以王烈在各个社区走访的经验:“在杭州,别管是什么样的小区,车都停得满满的。难道杭州人会吃不起品质高一些的菜吗?”

  但是,如果真能实现2013年客户数达到3000,那么,目前省农科院的生产能力就供不应求了。王烈说,这样一来,市场就会促使农科院或类似的机构,去扩大生产能力。

  这种市场倒逼需求的逻辑,也为投身有机农业五年的香港商人汪广标赞同。他是上海香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专为上海的Ole、城市超市等精品商店供应有机农产品,包括蔬菜、香料、肉类等。他回忆说,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像做好事一样到处送”,慢慢地就建立了渠道,并了解市场需求。在充分掌握客户需求信息之后,他开始扩大生产规模。

  目前,他已和台湾的一家企业合作,将会在上海松江建立以百亩为计算的有机农业生产基地,而且会从台湾进口农产品。以他的测算,按照目前的价格,未来12个月营业额将会做到1.5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也是惊人的,从选址开始,一些台湾农学专家就是坐老板的私人飞机来,之后他们也将持续参与生产的进展。和台湾企业合作一年多来,算上农场的基础设施投入,已经“烧”掉了一千万美元。而汪广标估计,要达到他的理想规模,还需要再有两到三倍的投入,到2014年开始盈利。

  谁会搭上财富列车?

  选乘合适的财富列车,并不意味着你会发财。在列车低速启动和中途检修期,谁能坚持到最后一直不下车,谁才可能真正成为下一站富人

  《福布斯》记者Ricardo Geromel最近撰文认为,世界新的亿万富豪将产生在农业和清洁能源领域。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中国,可能得推后许多年。

  判断一个领域是否会产生富豪,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未来发展对其需求量会大幅增长,有足够的财富空间;二、这个空间不易被人发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就是新富豪的创富机会期。而上述的两个领域,都不能满足第一个条件。

  对于清洁的能源,很多人对它的前景深信不疑,但对这一前景何时能成为现实,却不敢妄下结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其高昂的成本,还无法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国内需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还指出这一产业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来投资,不是为了发展这一产业,而是来圈钱、圈地。”

  农业具有很长的产业链,种植、食品加工、配送以及饲料领域,都会产生一些创富的机会,但由于其附加值比较低,不会集中产生富豪。

  以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蕴藏着无限创新可能的互联网行业,依然可能是造富大户。 一方面,其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依然有很多的创新空间,“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可能”。另一方面,它的技术门槛相对较高,进入者有限,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供求平衡。

  城市化的财富前景如今是被所有人看好。其创造机会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在众目睽睽下,每个人到底能分到多少蛋糕,尚需观望。另外,其涉及的主要领域房地产和服务业,前者格局已定,后者门槛不高,在公平准入的情况下,或许很容易达到供求平衡。

  金融领域或有惊喜。中国的金融产品严重不足,需求旺盛,供需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唯一需要破除的,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的入门限制。“比如网上支付,我付钱给你,为什么非要通过银行?解决了这个准入问题,就会有很多的创富机会。”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说。

  金融领域的另一个造富的机会,来自于民间金融自由化。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民间藏富惊人,这些钱被金融管制堵在地下,一旦开闸,将会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红利”。

  虽然调控未见放松的迹象,很多人还是对房地产寄予厚望。除了对调控行将结束的预期外,由城市化带来的刚需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在泡沫中成长的产业,虽然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政府的严密注视下,再创辉煌还得具备更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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