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现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微观层面又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教育、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从微观层面看，不同群体的机会很不同，而机会的不同必然导致收入的不同、财富水平的不同。比如，能够进北大和清华，意味着从此做人上人的机会就高于别人了，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又涉及到权力。这种入学机会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公民的收入差距。大家都知道金融业收入高，尤其是私人股权基金业致富容易，可是，不管什么背景的大学生、青年研究生都有同样机会进入这些行业找到工作，或进去创业吗?即使能进入创业，有同样机会得到同样的融资或投资机会吗?
所以，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根本性改革也离不开体制改革，离不开制约政府权力和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的管制。
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亟须体制性突破
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
《中国经营报》：中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合未来中国的?
陈志武：许多人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了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决定了城镇化真正转为增长动力的激励;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权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能否有发展的基础和权利;第三，是否终止户籍制度，这决定了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到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了城镇化后的城镇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资产收益带来的消费潜力转为经济增长能量。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制约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供给不足、产能太少，是短缺经济，所以，那时需要靠投资、靠扩大生产解决短缺，增长就自然靠投资带动，那很正常，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是有道理的。所以，一直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金融资源基本控制在政府手里，甚至连项目和行业准入也由行政部门掌握，这些都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控制权、支配权提高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好戏也有结尾的时候，到现在，是产能严重过剩了，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这时消费需求是主要的瓶颈口。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种转型，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这些改革转型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前提。
《中国经营报》：十八大即将召开，对各界呼吁的政治改革的推进你有什么期待?
陈志武：政治改革已经没时间等了，再晚就迟了，十八大需要推动。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透明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会迫使国企和各行政部门回到应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陈志武
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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