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学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农业经济、劳动与经济增长、土地改革、城市化问题是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改革是必须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没有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的根源性问题就无法解决。”
那么在周天勇看来，收入分配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改革该如何推进？
城乡差距是最大症结
《英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认为收入分配的症结在哪里？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大的症结在于城乡差距。
中国几亿农民的年均收入才几千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三倍，这对总体的基尼系数权重影响非常大。如果单从城市或者农村角度来讲，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都在0.4以内，但是两者一综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
城乡差距有历史和结构的原因。解放以后，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经过三四十年，农村最后积累了一批50、60、70岁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而与之相对应，他们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2000元左右。中国农村占全国36%的劳动力，才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妇女和儿童大约50%的农村人口分配这10%的GDP。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有些农民进城还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别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钱很多，但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给家寄钱，这就导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是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反映，是过去反城市化的后果。
《英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周天勇：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
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
《英才》：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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