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卷英雄”的诞生
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听说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组建联合调查组，到兴城调查。
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他们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的，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两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为了离开农村，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他上大学的动机没有问题，非常纯粹。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他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
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了解情况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编者按中写道：“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大批优秀的青年人命运由此被改变。而张铁生的“幸运”，日后也被证明是一段悲剧。
大学红人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去沈阳农学院牧医系学习，后来沈阳农学院搬迁到辽宁铁岭市农村。提前报到的同学听说和张铁生一个班，异常高兴，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真正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两人的夫妻缘分就此埋下。
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后，张铁生成为校园内的风云人物。入学后没几天，张铁生和同学赵文全、张占山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为沈阳农学院第一个新生马列学习小组，引领学校内的马列学习风气。
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在4个月内，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并受到江青接见。
当年4月，邓小平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5月起，周荣鑫多次在教育部和各高校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等，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
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当年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沈阳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
11月29日，张铁生在《辽宁青年》发表《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上刊登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一文。
他在文章中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这篇文章被“四人帮”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政治暗流涌动
1976年1月，铁岭农学院组织四十多名申请当农民的应届毕业生去大寨参观，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待遇。张铁生本不想去，他的社会活动太多了，可同学们一定让他去。因为当时去大寨参观的人很多，如果张铁生去，他们这个参观团的规格就提高了，张无法拒绝同学们的请求。
从沈阳到大寨路过北京，大家很想到清华大学去看一看，铁岭农学院便与清华大学联系。清华大学听说是张铁生带队，马上表示欢迎，并且邀请张铁生给学生做报告。他们在清华大学受到热情接待，还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张铁生给清华学子做了报告。离京前，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接见了张铁生，迟群主要讲了批邓的事。
张铁生等人离开北京到大寨参观时，接到山西省委电话，请他去太原做报告。2月10日，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做报告，主题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张铁生的报告在山西省引起强烈反响，成了爆炸性新闻。张铁生讲话的内容，山西省的干部从来没有听到过，特别是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言论，直接牵连到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这让山西省委感到紧张，他们立即把张的讲话内容反馈到中央政治局。
江青得到消息后，马上打电话找毛远新，毛远新立即派秘书找张铁生，让张不要再讲话，尽快回辽宁。
6月12日，新华社发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王冬梅、刘继业等知青写的《辽宁省吴献忠等十九名下乡知识青年给全省人民的信》。这些辽宁知青典型在信中称，某高层领导就是“拔根”复辟的总代表，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魁祸首。后来这封信成为吴献忠、张铁生等人被批判的证据之一。
在辽宁知青于立波主编的《共和国知青》中，吴献忠回忆：1976年，锦州召开知青代表会，本来她不想去，但后来柴春泽、张铁生都出席了，柴春泽认为：锦州开知青会，吴献忠是锦州的典型、全省的典型，她如果不参加，这个知青会到底算怎么回事？后来知青办没有办法，派车把吴献忠接到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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