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德国人汉斯-于尔根・科尔是一个造假终极者,他以仿造安迪・沃霍尔的画作起步,最得意的作品是美钞,他仿制的100美元纸币连银行专家都赞叹不已。最终,在出售650万美元的假钞时,他落入了法网。
在德国人汉斯-于尔根・科尔看来,终极伪造者不是骗子,而是艺术家。他以仿制安迪・沃霍等人的画作起步,但最得意的“作品”乃是绿油油的美钞,他仿制的100美元纸币连银行专家都赞叹不已。最终,在出售650万美元的假钞时,他落入了法网。
2007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德国艺术家汉斯-于尔根・科尔走进一家户外咖啡馆。他叫了一杯意式咖啡,一份李子蛋糕,点燃香烟,静静等待着买家。她随时可能到来。65岁的科尔提醒自己别太着急。多年来他曾经出售过无数艺术作品,但这次完全不同。他要有耐心。
咖啡馆正对着科隆大教堂,成群的游客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徜徉,仰面用相机捕捉教堂那直冲天际、无比精妙的尖顶。科尔对这些尖顶无比熟悉,他在科隆长大,曾无数次描画这宏伟的教堂。
终于,买家出现在咖啡馆的矮墙外。她叫苏珊・福肯萨尔,高挑、苗条,一头金发,看上去大约30岁。和以往一样,她穿着实用的低跟鞋、普通的宽松衬衫和短裤,化着淡妆。科尔觉得她那平淡的外表不太像一位开着黑色宝马敞篷车的女商人,但他对此并不在意。
几个月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福肯萨尔说她来自立陶宛维尔纽斯,是一名宴会及会议统筹经理。她的名片上有立陶宛的地址和德国埃森的地址。她的德语无懈可击。
这可能是他们第10次会面,两人互吻脸颊,以示问候。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在科尔的工作室见面。她带来糕点,他负责咖啡。两人讨论爵士乐、科尔做时装设计师的时光、在西班牙马略卡岛度假时遇到安迪・沃霍的事,最终他们谈到了伪造美钞。
福肯萨尔说,她在维尔纽斯与许多俄罗斯人有生意来往。在那里,一些不道德的人有时会用100美元的假币贿赂保安,混进她的公司组织的贵宾宴会。科尔表示同情,说他有办法分辨假币。“很容易看出它们是不是假的。”
几周后,福肯萨尔告诉科尔,8月份她要举行一次高端会议。他有没有兴趣替她印门票?她希望这些门票有独一无二的序列号,有防伪功能。科尔建议做个防伪条,在紫外线灯照射下会发光。福肯萨尔告诉他,官方确定印300张门票,但在她的暗示下,他另外印了50张,供她私下销售。科尔心想,她显然不是圣人,跟她合作可能很有趣。
帮福肯萨尔印完门票并收到报酬之后,科尔决定在她身上寻找机会。他不是要和她恋爱―――虽然福肯萨尔造访时,科尔注意到她会把胳膊环绕在他背后,俯身细看他电脑显示器上的图样。他觉得他们可以做生意。科尔知道,这其中有风险,但他愿意相信别人。他向福肯萨尔展示了一张伪造的100美元纸币,出于谨慎,他说这张假币是一个波兰人做的,他可以拿到更多货。福肯萨尔问能否把这张假币拿去给一位俄罗斯朋友看看,他说可以,但警告她要小心。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这一行里遍布告密者和便衣警察。
两周后,福肯萨尔打电话给科尔,说她朋友对这张假币的逼真程度赞叹不已,有意购买。他们打算先买25万美元,出价为2.16万欧元。这是假币的行价,之所以打这么大折扣,是因为买家要承担巨大风险。因此,对于卖家来说,只有大批量生产假币才有利润可赚。在那次交易过程中,科尔告诉福肯萨尔,他和合伙人手头还有大约800万美元假币。“如果你朋友对这批货满意,我们可以谈谈。”他说。十天之后,她带回了好消息:那位朋友对这批假币“十分满意”,希望买入更多。650万美元如何?
那天下午,在科隆大教堂对面的咖啡馆里,科尔交给福肯萨尔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新订单的价格:650万美元假币,售价53.3万欧元。她同意了。然后他们商定次日在他的工作室交货。科尔告诉福肯萨尔,为保证自身安全,他会在交易场所附近安排一个人,以保证交货顺利。“我别无选择,”他说,“虽然我基本上是信任你的。”
当科尔和福肯萨尔站起身,准备道别时,福肯萨尔补充说,她会带自己的箱子来。毕竟,以100美元一张计,650万美元重量有150磅呢。
科尔的造假生涯始于十年前,在科隆的桑托咖啡馆。每天下午,他和一些“帮派”成员待在那里,打发时光:吃吃喝喝,抽烟,聊起过去开快车、吸毒、赌博、追女孩、赚快钱的好时光,怀念那时自己拥有的充沛精力。他们像匪帮一样以绰号互称:“比利时人”、“微笑者”、“旅行者”、“特别先生”、还有“曼尼”―――指的是曼弗雷德・艾涅,他曾经是一位骑师,但现在肚子肥得好像吃下了另外一位骑师。
科尔的绰号是“鸽子”,在这个团体内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和他们一样,他对遵纪守法的人感到厌烦,从来没有安居乐业的念头。但他是艺术家和修补大师,而不是走私犯或者暴徒。他10岁时开始画画,一大爱好就是去科隆的路德维格博物馆,参观罗伊・利希腾斯坦、贾斯帕・约翰斯、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安迪・沃霍等波普艺术大师的杰作。
科尔个子很高,眼睛呈淡褐色,鼻子高高的,右眉毛上方有一道伤疤。他的衬衣总是扣到领口,束到牛仔裤里,整整齐齐扎着皮带。早在成为造假者之前,他已经“名利双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他设计和制作女式皮短裤,大受欢迎,很快有了一摊红火的时装生意,雇了六七个人,赚了很多钱,那时他开着一辆保时捷,一高兴就飞去马略卡岛度假,跟欧洲的上流社会颇有往来。
他对各种印刷技术很感兴趣,包括丝网印刷,但直到第一次看见沃霍的作品,他才意识到这种技法是多么迷人。“我当时的感想是,‘哇噢,这么容易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科尔说。但是,在技术层面,他觉得沃霍的作品尚有不足。比如说,当他看到沃霍的《花朵》时,不禁想:“给我四天时间,我就可以做出这个东西。甚至更好。我不会用这么多粉色。”
很快他就开始仿制沃霍画作,到1980年代初,他先后仿了沃霍的《科隆大教堂》、《花朵》、《印第安人》、《毛泽东》以及其他作品。一家德国报纸称他为“科隆的沃霍”。
不过,这不是造假,而是高仿,科尔会在上面签自己的名。这些仿作在德国和境外的画廊都卖得很好。他记得大约25年前,一位潜在客户出100万德国马克―――当时约值40万美元―――请他作两幅沃霍作品,包括伪造沃霍签名。科尔拒绝了。这有违他的艺术创作原则。
但是科尔缺乏财务上的长期安全感。他喜欢享乐,而且不擅长期规划。他关掉了时装公司(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厌倦),买汽车和房子都欠了钱。变幻的客户口味也影响到他的名画仿制生意。买家越来越不愿意花数千美元买一幅仿作,虽然科尔仿得很好。
1990年代末,他的财务危机日益明显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个名叫埃德加的男子―――也常在桑托咖啡馆厮混―――替他介绍了一桩生意。客户是一些瑞士银行家,似乎与某些沙特商人有关。科尔不知道具体细节,也不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对方出价将近10万美元,请他伪造500万美元的假币。他想:“我终于可以获得财务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比如,开一家自己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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