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德国人汉斯-于尔根・科尔是一个造假终极者，他以仿造安迪・沃霍尔的画作起步，最得意的作品是美钞，他仿制的100美元纸币连银行专家都赞叹不已。最终，在出售650万美元的假钞时，他落入了法网。
在德国人汉斯-于尔根・科尔看来，终极伪造者不是骗子，而是艺术家。他以仿制安迪・沃霍等人的画作起步，但最得意的“作品”乃是绿油油的美钞，他仿制的100美元纸币连银行专家都赞叹不已。最终，在出售650万美元的假钞时，他落入了法网。
2007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德国艺术家汉斯-于尔根・科尔走进一家户外咖啡馆。他叫了一杯意式咖啡，一份李子蛋糕，点燃香烟，静静等待着买家。她随时可能到来。65岁的科尔提醒自己别太着急。多年来他曾经出售过无数艺术作品，但这次完全不同。他要有耐心。
咖啡馆正对着科隆大教堂，成群的游客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徜徉，仰面用相机捕捉教堂那直冲天际、无比精妙的尖顶。科尔对这些尖顶无比熟悉，他在科隆长大，曾无数次描画这宏伟的教堂。
终于，买家出现在咖啡馆的矮墙外。她叫苏珊・福肯萨尔，高挑、苗条，一头金发，看上去大约30岁。和以往一样，她穿着实用的低跟鞋、普通的宽松衬衫和短裤，化着淡妆。科尔觉得她那平淡的外表不太像一位开着黑色宝马敞篷车的女商人，但他对此并不在意。
几个月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福肯萨尔说她来自立陶宛维尔纽斯，是一名宴会及会议统筹经理。她的名片上有立陶宛的地址和德国埃森的地址。她的德语无懈可击。
这可能是他们第10次会面，两人互吻脸颊，以示问候。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在科尔的工作室见面。她带来糕点，他负责咖啡。两人讨论爵士乐、科尔做时装设计师的时光、在西班牙马略卡岛度假时遇到安迪・沃霍的事，最终他们谈到了伪造美钞。
福肯萨尔说，她在维尔纽斯与许多俄罗斯人有生意来往。在那里，一些不道德的人有时会用100美元的假币贿赂保安，混进她的公司组织的贵宾宴会。科尔表示同情，说他有办法分辨假币。“很容易看出它们是不是假的。”
几周后，福肯萨尔告诉科尔，8月份她要举行一次高端会议。他有没有兴趣替她印门票？她希望这些门票有独一无二的序列号，有防伪功能。科尔建议做个防伪条，在紫外线灯照射下会发光。福肯萨尔告诉他，官方确定印300张门票，但在她的暗示下，他另外印了50张，供她私下销售。科尔心想，她显然不是圣人，跟她合作可能很有趣。
帮福肯萨尔印完门票并收到报酬之后，科尔决定在她身上寻找机会。他不是要和她恋爱―――虽然福肯萨尔造访时，科尔注意到她会把胳膊环绕在他背后，俯身细看他电脑显示器上的图样。他觉得他们可以做生意。科尔知道，这其中有风险，但他愿意相信别人。他向福肯萨尔展示了一张伪造的100美元纸币，出于谨慎，他说这张假币是一个波兰人做的，他可以拿到更多货。福肯萨尔问能否把这张假币拿去给一位俄罗斯朋友看看，他说可以，但警告她要小心。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这一行里遍布告密者和便衣警察。
两周后，福肯萨尔打电话给科尔，说她朋友对这张假币的逼真程度赞叹不已，有意购买。他们打算先买25万美元，出价为2.16万欧元。这是假币的行价，之所以打这么大折扣，是因为买家要承担巨大风险。因此，对于卖家来说，只有大批量生产假币才有利润可赚。在那次交易过程中，科尔告诉福肯萨尔，他和合伙人手头还有大约800万美元假币。“如果你朋友对这批货满意，我们可以谈谈。”他说。十天之后，她带回了好消息：那位朋友对这批假币“十分满意”，希望买入更多。650万美元如何？
那天下午，在科隆大教堂对面的咖啡馆里，科尔交给福肯萨尔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新订单的价格：650万美元假币，售价53.3万欧元。她同意了。然后他们商定次日在他的工作室交货。科尔告诉福肯萨尔，为保证自身安全，他会在交易场所附近安排一个人，以保证交货顺利。“我别无选择，”他说，“虽然我基本上是信任你的。”
当科尔和福肯萨尔站起身，准备道别时，福肯萨尔补充说，她会带自己的箱子来。毕竟，以100美元一张计，650万美元重量有150磅呢。
科尔的造假生涯始于十年前，在科隆的桑托咖啡馆。每天下午，他和一些“帮派”成员待在那里，打发时光：吃吃喝喝，抽烟，聊起过去开快车、吸毒、赌博、追女孩、赚快钱的好时光，怀念那时自己拥有的充沛精力。他们像匪帮一样以绰号互称：“比利时人”、“微笑者”、“旅行者”、“特别先生”、还有“曼尼”―――指的是曼弗雷德・艾涅，他曾经是一位骑师，但现在肚子肥得好像吃下了另外一位骑师。
科尔的绰号是“鸽子”，在这个团体内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和他们一样，他对遵纪守法的人感到厌烦，从来没有安居乐业的念头。但他是艺术家和修补大师，而不是走私犯或者暴徒。他10岁时开始画画，一大爱好就是去科隆的路德维格博物馆，参观罗伊・利希腾斯坦、贾斯帕・约翰斯、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安迪・沃霍等波普艺术大师的杰作。
科尔个子很高，眼睛呈淡褐色，鼻子高高的，右眉毛上方有一道伤疤。他的衬衣总是扣到领口，束到牛仔裤里，整整齐齐扎着皮带。早在成为造假者之前，他已经“名利双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他设计和制作女式皮短裤，大受欢迎，很快有了一摊红火的时装生意，雇了六七个人，赚了很多钱，那时他开着一辆保时捷，一高兴就飞去马略卡岛度假，跟欧洲的上流社会颇有往来。
他对各种印刷技术很感兴趣，包括丝网印刷，但直到第一次看见沃霍的作品，他才意识到这种技法是多么迷人。“我当时的感想是，‘哇噢，这么容易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科尔说。但是，在技术层面，他觉得沃霍的作品尚有不足。比如说，当他看到沃霍的《花朵》时，不禁想：“给我四天时间，我就可以做出这个东西。甚至更好。我不会用这么多粉色。”
很快他就开始仿制沃霍画作，到1980年代初，他先后仿了沃霍的《科隆大教堂》、《花朵》、《印第安人》、《毛泽东》以及其他作品。一家德国报纸称他为“科隆的沃霍”。
不过，这不是造假，而是高仿，科尔会在上面签自己的名。这些仿作在德国和境外的画廊都卖得很好。他记得大约25年前，一位潜在客户出100万德国马克―――当时约值40万美元―――请他作两幅沃霍作品，包括伪造沃霍签名。科尔拒绝了。这有违他的艺术创作原则。
但是科尔缺乏财务上的长期安全感。他喜欢享乐，而且不擅长期规划。他关掉了时装公司（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厌倦），买汽车和房子都欠了钱。变幻的客户口味也影响到他的名画仿制生意。买家越来越不愿意花数千美元买一幅仿作，虽然科尔仿得很好。
1990年代末，他的财务危机日益明显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个名叫埃德加的男子―――也常在桑托咖啡馆厮混―――替他介绍了一桩生意。客户是一些瑞士银行家，似乎与某些沙特商人有关。科尔不知道具体细节，也不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对方出价将近10万美元，请他伪造500万美元的假币。他想：“我终于可以获得财务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比如，开一家自己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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