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二连三的债务人死亡案件背后，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重重危机。
最大的投资公司倒了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镇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的交界处，被当地称为“金三角”。这里盛产煤炭，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神东集团）就位于此。
31岁的金强（化名）是神东集团的一名井下工人。他2009年到煤矿打工，虽然月收入5000元，不过下井挖煤工作辛苦且危险、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已上小学，全家生活依然不富裕。像当地的其他居民和矿工一样，金强曾经将致富的希望寄托于乌兰木伦镇最大的投资公司――鄂尔多斯昊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昊达）。
尽管民间放贷风险颇高，然而昊达高额的利息着实吸引人：以100万元为例，3分月息计算，一年的收入就超过36万。
此外，昊达在投资者眼中的形象也颇佳。
事实上，乌兰木伦镇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超过20家，其中看起来实力最雄厚、宣传最靠谱的就属昊达。成立于2008年10月23日的昊达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隶属于鄂尔多斯市乌金煤业有限公司（下称乌金煤业）。
在昊达的办公地点，乌兰木伦镇的一栋不起眼的两层白色小楼里，本报记者看到墙上挂有公司的营业执照。上面载明经营范围为：对矿产资源开采业、煤炭业、路桥建筑业、旅游业、纺织业、商业、工业、文化娱乐业、餐饮服务业的投资。
昊达董事长为38岁的白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同时担任乌金煤业的董事长；昊达总经理为高源，是白昊的妻舅，原为神东集团下属的神东医院少儿分院副院长。
煤矿，是白昊融资的一块金字招牌。昊达的宣传册如此描述：“公司在陕西、鄂尔多斯拥有多处大型露天煤矿，并在包头开设了专属大型储煤厂，储煤量达6万吨左右”。有煤矿，也意味着昊达有支付利息的能力，也让民间中小放贷者感觉吃了定心丸。搞煤矿需要资金，而国有银行贷款困难，因此，民间融资得到了鄂尔多斯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默许。
“刚开始都不敢放，后来看到正式成立了昊达，还有营业执照，正规的手续，大家才放心。出事前每天放款和结息的人络绎不绝，比银行的人还多。”神东医院一位中层领导向本报记者透露，早在2005年高源就以“外甥白昊有煤矿、电厂、酒店、地皮”为由在神东公司内部小范围融资，2008年后公开向社会融资，2010年达到高峰。
在“金三角”之地，被债权人视为“实力雄厚”的昊达，其信誉远远超过其他融资对手。为了放贷给昊达，甚至还要托人找关系，其给出的3分月息回报成为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我当时就用那辆车拉了1000多万现金，后备箱都塞满了。”债权人刘英（化名）称。刘英以2分或2.5分5的月息向下线融来资金，又以3分的月息分别给白昊放贷1000多万。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上线向下线融资，乌兰木伦镇、柳塔镇以及神东矿区的民间资金像流水般不断汇入昊达。
据了解，昊达要求债权人尽量出借现金，规定最低借款金额是10万元，10万元至50万元的散户每三个月结一次息，50万元以上的大户一个月结一次息，借期满6个月可退出本金。
昊达也采用民间借贷普遍使用的“利滚利”模式，债权人可以选择将上次的利息计入下次的本金，重新填写借条上的借款金额。当地称“换条子”。
在借贷风潮下，金强成为放贷金字塔中最底端的一员。他放给白昊20万，其中自己的存款10万元左右，抵押了两年工资给中国建设银行乌兰木伦镇分行贷出约10万元。他采取的也是“换条子”的方式，希望有朝一日这20万赚回更多的钱，好让一家人能在县城买房居住。
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10月18日，“苏叶女案”、“王福金案”爆发。昊达突然发布了“经我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暂停结利息，清退50万以下客户”的通知。“白昊案”由此爆发。
2011年12月10日，乌金煤业向债权人发送了董事长白昊签发的《关于下属公司债务清偿的方案及承诺》，解释“由于经济危机，加之部分债权人上访告状，导致我公司在银行征信丧失，无法正常贷款”。
一时间，急于抽出资金的众多债权人到昊达挤兑，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12月21日，伊金霍洛旗公安局以经侦大队为主力共抽调80多人，成立了“白昊非法融资专案组”。
2012年2月29日，伊金霍洛旗公安局禁毒大队队长、专案组取证小组组长高平告诉本报记者，昊达涉嫌非法融资23.18亿元，其中本金约17亿元，利息约6亿元；直接债权人数为2672人。董事长白昊、总经理高源和副总经理王福明已被“监视居住”。
昊达一夜崩塌不仅导致金强的买房梦变成了泡影，而且几乎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工资每个月都被银行扣掉了，常常向兄弟借钱。
因借贷案而陷入贫穷的矿工不止金强一个。乌兰木伦镇到底有多少人放贷而如今又被套牢？仅仅在神东医院就可见一斑。“大家工作都做不好，人心不稳，没心情上班了，每天都操心这个事，院长、书记等领导都放了款，他们也都急得要死，整个医院基本上处于瘫痪。”据神东医院一名医生统计，整个医院有 200余人，至少有50%参与放贷，其中放给白昊的就达80人，金额近1亿元。
自杀的潘多拉之盒
2011年9月，在白昊案爆发之前，鄂尔多斯就刮了起了一场金融风暴，人称“九月风潮”。据当地司法系统的一名不愿透露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早在“九月风潮”之前，2011年8月，鄂尔多斯市政府就很秘密的召开了一个会议，摸查了当地的民间借贷情况。
但会议内容不知被何人以短信的形式泄露出去，顿时一份“黑名单”在社会上流传。“黑名单”将投资老板分为三类，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第一类是进入崩盘的，如杜金梅、张刚敏、张刚慧等人，要求扣押其护照，摸清大部分资产，掌握其活动状况，在适当时候作为典型打击；第二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将其列为融资黑名单，如王建平、王银河、白昊、赵军、马同春、张海霞、张光敏兄弟等7户，对其进行重点列管，定期、不定期进行查账、询问，并责令其限期改正；第三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老板，列为融资重点调查对象，包括于晓红、刘明圃、白瑞平、唐东升、吉日噶拉、高俊亮、梁宜恒、刘建增、杨永9户，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警告，限期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黑名单”引起的恐慌一发不可收拾，使鄂尔多斯市政府措手不及，人们争相要债撤资。 “王福金就是被这条短信逼死的。”和王福金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徐富（化名）说。王福金是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进入房地产前，曾担任鄂尔多斯中院经济庭庭长和东胜区法院院长。
王福金的自杀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三线逼二线，二线逼一线，一线以死来结束债务，在过去的半年中，这样的故事接二连三地上演，鄂尔多斯人人心惶惶。
2011年11月，东胜区工商局事务中心主任刘永军在自己开办的公司上吊自杀身亡。东胜区工商局一副局长告诉本报记者，刘永军生前创办了一个公路建设公司，融资可能是其自杀的诱因，但自己并不掌握其融资数额。目前公安机关还未最终认定结果。
2012年2月21日13时许，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丁虎在东胜区富源小区北门外的一间临街铺面房内上吊自杀身亡。
康巴什新区司法局的一位司机和东胜区司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证实，丁虎为了入股房地产，融资了两个多亿，还有一个多亿的资产无法变现，春节后就没到单位上班，最终被债主逼的上吊自杀。
“铁西区那么多空房子，你就不知道带上东西到里面住几天，谁找得到啊！”2012年2月下旬，苏叶女案的债权人许文兵（化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恰好妻子来电告急下线又在逼债，许文兵如此向妻子“献计”。
2012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全国政协的经济界小组讨论时表示，当前民间借贷经常遭遇事主跳楼、自杀等，是因为一些民间借贷的背后是复杂的官商勾结。
在“鄂式金融风暴”中，包括丁虎、王福金、刘永军在内的自杀者多有公务员经历。于是，“官员自杀”似乎成了当地民间借贷中官商勾结的佐证。
在鄂尔多斯有个传说，融资金额在4000万元以下的，公安机关不管。“鄂尔多斯这种事情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自首的话，岂不要再盖20个监狱？”融资2000万元的王军（化名）在下线被逼无奈下，前往东胜区经侦大队自首，接待民警如是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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