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讯 2012博鳌亚洲论坛1日-3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软着陆：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论坛上表示，对于中国和其他的一些经济体而言，政策目标是逐步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也就是说实现软着陆。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确实存在很多困难，有些时候不知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过强了，还是过弱了，对于软着陆好不好。
周小川指出，对中国而言，央行使用了一系列的量化政策和价格政策。自从201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始，中国央行就开始提高利率，而到现在已经是增加了利率有5次，每一次大概都是0.25个百分点。但同时也使用了一些量化措施，至于哪一个政策对于货币机制的传导有关，要考虑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全球的形势。
他认为，如果从全球来讲流动性太多的话，如果全球经济过于流动性，那么就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使用太多的利率工具，可能会导致资本向国内流动。但是确实在使用几个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之间，要进行利弊的比较和平衡。他强调中国在这一轮软着陆中使用的工具是把量化措施和价格措施结合起来了。
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行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太高，一些学者提出非对称减息的建议，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往下降。在被问及对此看法时，周小川称，对此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他表示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至于具体的评论和考虑，还是会以货币政策委员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决策。
对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措施，周小川表示理解美国联邦储备有必要执行现在的货币政策，同时也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很难留住流动性，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些钱会流到其他的国家。全球层面上的政策协调意味着在G20国集团的平台上讨论这些政策，但是如果美国创造大量的流动性，而且还要求其他国家进行货币的升值，他认为许多经济体都不同意这种方法。
周小川称，中国对美联储增加流动性表示理解，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间点，能够使得我们进行政策的协调，能够达成一种妥协，使得全球能够一起走出危机，而不是说你有困难那是你的问题。他希望避免这种指责或者讨论。
现场实录：
可思梦：周行长，已经有人表扬您处理经济问题的决定了。对中国而言，如果监管企业的周期并且应对通货膨胀，中国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您是否认为利率市场化以后您的工作更轻松一点？
周小川：从今天的主题软着陆而言，对于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软着陆也就意味着在2010年和2011年我们能够使过热的经济下来，使通货膨胀率下来。通货膨胀率从部分上来讲是由于之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以便克服此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那么由于出现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很多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但实际上我们也常说，通货膨胀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对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比他们的通货膨胀目标要高一点。我想对于中国和其他的一些经济体而言，政策目标是逐步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也就是说实现软着陆。
周小川：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确实存在很多困难，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过强了，还是过弱了，对于软着陆好不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不知道应该采取哪样的政策，有人会说会实现更硬的一些着陆，有些人会说可能没法实现软着陆了。但是这一点和政策工具也有关，要使用哪一个政策工具呢？对中国而言，当然我们是使用了一系列的量化政策和价格政策，自从201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始，我们就开始提高利率，而到现在已经是增加了利率有5次，每一次大概都是0.25%。但同时我们也使用了一些量化措施，至于哪一个政策，我们对于货币机制的传导有关，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全球的形势，如果从全球来讲流动性太多的话，如果全球经济过于流动性，那么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使用太多的利率工具，可能会导致资本向国内流动。但是确实在使用几个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之间，要进行利弊的比较和平衡。我想强调中国在这一轮软着力中使用的工具是把量化措施和价格措施结合起来了。谢谢！
可思梦：其实不是，我脑子里没有什么答案，因为我本身也报道印度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地区的情况，但是我不指望自己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提出问题而已。周行长，你多次提到流动性过剩在经济中的问题，您特别指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以及欧洲的一些政策。 Edmund Phelps教授刚才提到在这两个地区的央行，他们面临的通货膨胀是比较低的，需求是不足的，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在量化宽松中应对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应该采取其他的措施呢？
周小川：谢谢，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理解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形势。我们非常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要克服目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向市场输入流动性，降低利率，同时促进经济复苏以及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认识到量化宽松是其中的一种积极的选择，是在所有货币政策中的一个积极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期望输入美国经济的流动性，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好的使用这个政策，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好事。但现在很难控制好流动性的流动，我想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面临大量的资本涌入。我想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美联储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他们的政策中要进行考量。我们想说的是，美联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央银行，它和其他许多的银行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美联储他们是创造了美元，而美元是世界上的储备货币，在世界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所以美联储不仅是要考虑美国的国内经济，同时要考虑到全球经济，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周小川：对于欧洲中央银行，我们认为要想应对他们主权债务的危机，中国人民银行也支持更长期的重组操作，LTRO，我们认为这样的操作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没有一个政策只会产生好的效果而没有负面的效应。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必须的，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同时我们也希望全球层面上开展什么样的政策协调，能够使得我们一起来克服危机。与此同时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企业的负面影响和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
可思梦：您刚才提到中国是不是应该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的升值呢？
周小川：谢谢，我们经常的表态是我们理解美国联邦储备有必要执行现在的货币政策，同时我们也表示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让美国在保持目前的流动性，美国很难留住这样的流动性。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些钱会流到其他的国家。全球层面上的政策协调意味着在G20国集团的平台上讨论这些政策，但是如果你说美国创造大量的流动性，而且你还问所有的这些责任都应该是由其他的国家，让他们进行货币的升值，也就是说不论美联储印多少钱，结果总是让其他国家的央行决定让他们的货币升值。我想许多的经济体都不同意这种方法，一方面我们对增加流动性表示理解，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间点，能够使得我们进行政策的协调，能够达成一种妥协，使得我们能够一起走出危机，而不是说你有困难那是你的问题。我希望避免这种指责或者讨论。
可思梦：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措施是俄罗斯人允许资本的外流，减轻汇率的压力，中国也允许资本外流更多一点。周行长，您认为这对于中国的战略有多大的重要性？
周小川：我想说中国也鼓励资本的外流，特别是使资本“走出去”的战略，企业和其他的一些商业机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或许还可以进一步的放松管制，允许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居民能够更方便的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我们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经济体，虽然我们的贸易额非常大，与很多国家都有双边贸易。但是国内的企业、国内的居民仍然没办法进行海外的投资。他们没有充分的知识，不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市场，所以这需要时间。但总的来说，我们会鼓励他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
周小川：那么从某个阶段而言，我们可能仍然会看到资本输入和资本外流之间的不平衡，我们还会看到某种形式的贸易盈余以及收支账户的盈余，我们会看到资本的流入超过资本的流出，那么我们也仍然要考虑这些对于你们货币政策的影响。对我们而言，减少这种不平衡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利用了这些工具进行调整。但是对于中期和长期而言，我们试图能够实现更好的平衡，避免不平衡。做法是通过金融市场改革，还有您所提到的我们依赖一些结构性政策来减少这种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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