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有可能。从未来发展看,我国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虽然试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需要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对系统目标、系统结构和实现方式进行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其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初始改革动力仍在基层,但任何局部改革都无法替代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时在改革领域,从下到上能有效推进的改革已经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到下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涉及上层建筑的整体改革,风险大、成本高,不改又不行。顶层设计是改革发展的需要,原因如下:
一是发展的新阶段要求顶层设计。当前,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客观上要求基本制度定型,并在基本制度定型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如果基本制度长期不定型,政策体制不稳定,将影响可持续发展。改革进入制度定型阶段,意味改革更多地需要理性设计、顶层设计,局部的完美要让位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要求。从改革整体来看,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进行,这会产生制度分化问题、国家制度多样性问题。各地方就会你改你的,我改我的,国家在制度层面整合将越发困难。在大系统作出顶层设计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才会有相应的设计。当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都在进行,只有加强顶层设计,从上向下推进改革,改革才会有序、才能有实质的推进。
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顶层设计。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下实现的。但是,现在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与国内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给国家经济安全运行带来了新的风险,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而不能地方、部门自行其是。例如,近几年,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领域相互争利,恶性竞争,致使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应有统一的全局设计。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国内改革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因素,在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中,需要立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考虑其外部性及多重反馈因素。
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顶层设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千头万绪,对改革路径设计的要求更高。“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推动国家经济再发展。这就要求通过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全局上把握不同领域改革的协调性与配套性,有效避免改革分散推进、缺乏整体效果的局面,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另外,地方政府过分关注地方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改革上缺乏应有积极性,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改革缺乏顶层设计。
四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要求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一直是分权的思路。事实证明,这样思路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分权的模式在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上有不利的一面,它不利于解决公民的平等权利问题,特别是公民个人的权利问题。由于缺少顶层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些职责权限缺乏明确法律界定,即纵向分权不清,导致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事务上相互推诿,损害社会公共福利。
三、坚持民生导向、民富优先和共同富裕的理念
争取战略机遇期,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规划,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认为需要牢牢把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的基础路线,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注重坚持民生导向、民富优先和共同富裕的理念,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与冲突,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
一靠发展。要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手段,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收入分配的财富之源。一是积极地扩大就业。把就业优先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创造条件不断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二是鼓励广大居民创业。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社会保险、担保贷款等财税与金融政策手段,积极地支持居民自主创业,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三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政策,稳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四是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居民通过所拥有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在农村,要创造条件让广大农民享有更多的土地财产收入以及林权收益。五是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逐步实现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靠改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加快推进改革,创造公平分配的制度与体制环境。一是改革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制度,建立职工工资稳定增长和支付机制,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建设,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改革和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度,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等。三是深化行政垄断性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加强对这类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同时引入竞争机制,逐步破除行政性行业垄断。四是深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努力形成科学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五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城乡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三靠调节。通过调节,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重点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二是扩大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即中产阶层的比重。让那些掌握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中产阶层。三是依法调节高收入者。除了通过个人所得税、物业税、房地产税等措施向高收入者依法征税外,还需要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高额年薪收入,严格控制垄断性企业将垄断收入转化为本企业职工收入。四是依法取缔违规违法收入。对隐瞒经营收入的各类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对有高额灰色收入的群体,要依法予以征税;对那些有受贿收入的腐败分子和少数官员的权力“寻租”,要依法严肃查处,过去讲“乱世用重典”,现在要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盛世也应该用重典。五是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要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和弘扬慈善精神。鼓励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居民个人资助或创办慈善机构,从事慈善事业,完善各种公益类机构的管理办法。
四、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顶层的强力推进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首先要做好各项改革的协调工作。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和推进机制。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要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建立高层次的改革领导、组织、决策、协调和推进机制,负责改革制度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当前,重点是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确定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并确定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二是使改革沿着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发展。在推进改革中,要根据改革的总体规划、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的要求,不断加强立法工作,从注重经济领域立法向注重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立法均衡发展转变,从注重创建法律体系逐步向提高立法质量、强化法律效果转变。要及时将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在改革中与国家法规相抵触的改革试点由中央直接安排,与地方法规相抵触的改革试点由地方安排。同时,要加强对改革进程的跟踪监督和阶段性评价,及时纠正失误、问题和偏差,使改革推进措施更加完善。三是把好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近几年,各地在探索改革发展上,取得一些好的经验,具有一定代表性,国家应进一步总结经验,作为政策制定和立法修订的依据。例如成都、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试验,广东的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探索,对全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好的经验就应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政策,使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为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影响。从近些年改革来看,在政府转型成为改革关键和重点的时候,由部门自行设计方案推进改革,难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一些改革最初的设计很好,但改革推进中难以避免部门利益的局限性,容易使改革扭曲变形。“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改革的重点,将涉及到多个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如果由部门自行设计,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这就需要研究如何通过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方案,并由顶层推进来实现。
二是克服地方利益对改革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改革将更多地触及地方利益。例如,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将涉及地方财政收入问题。再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十二五”时期改革的主攻方向,中央政府要控制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严格限制高污染行业,可能会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这些问题都必然涉及到中央地方财税关系调整的深层次问题,都需要在中央统筹规划、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解决。
三是克服行业利益对改革的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各显其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健全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凡是法律没有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资开放和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不能只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设限和附加条件。要健全公平的产权交易制度,促进民间资本的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很多领域涉及到打破行政垄断,涉及包括铁路、航空、邮政、电信等多个行业的利益调整,涉及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些问题,有的已经有进展,但推进缓慢,有的还刚刚破题,没有明显成效。只有在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规划下,才能切实推进国企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中国经济网 张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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