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问题”非苹果
有人说今年是美国的“苹果年”,再过两三个月,期待中的IPAD3即将面市,料想会掀起新一轮苹果旋风。
可是,“你愿意抵制苹果(公司)吗?”千人抢购iPhone4S的疯狂场面在中国出现两周后,一些美国媒体却鼓动美国消费者做出相反选择。
最近《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时代周刊》等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相继发表长篇报道,批评苹果公司的海外供应商存在苛待劳工问题,成为美国和世界的新闻焦点,苹果公司自己怕也没有想到,苹果年竟然如此开端。
在这一波苹果风波之前,不同的西方名牌产品,例如耐克鞋供应链的类似问题,也曾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过。
“苹果问题”谁的错?
此苹果问题并非它独有的问题,只不过它树大招风,被媒体作为典型挑来说事。它只是今日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蕴含着问题复杂的方方面面。
两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依惯例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大选年前最后一个表彰自己政绩的机会,必然是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主题是金融危机几年后的经济复苏,具体落实到工作机会的复苏。
奥巴马给美国人打气,提到虽然在他上台前后,美国失去800万个工作岗位,可在最近的22个月里,又恢复了300万个工作。但是,相信奥巴马还是明白,前景仍不乐观。于是他谈到一个事实:美国人现在面临的困境不是单纯由金融风暴造成,他说:“让我们记得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在经济衰退爆发前,工作岗位和制造业早已离我们而去。”
所以,国情咨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回归。这是老问题了。
但是,这不是苹果问题。苹果只是一个大样本。《纽约时报》提到,去年2月一次企业家和总统的餐会上,就苹果产品多在国外制造,奥巴马就问过乔布斯: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快人快语回了总统。结论是:门都没有。理由就不用说了,成本低,不是只低一点。
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企业家在无穷尽地追逐利润,必然要把劳力型的企业转移到劳力最为低廉的地区。 从苹果来说,追求利润只是一个因素。它的生存依赖创新。它除了必须维持极高的研发基金,还需要超高效率,极大的工作弹性,甚至一些唯手工操作才能达到的超高质量,这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打造一个超级完美的产品,对类似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也已经不仅是追求利润所能完全解释的了。在美国本土,这一切都不可能同样做到。
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的海外转移,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中的事情,不是奥巴马劝就能劝回来的。当中国工资提高,工作会向更低的地区流动,大多不会流回美国。下一步就连中国都可能开始向国外转移一部分产业。
全球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发达国家自己的劳工问题,都是在近一百年中逐渐解决,以前更不会在意自己产品的海外制作者的境遇。是文明进程本身在推动公众关注其海外工人的状况,并促进改善。在这一波苹果风波之前,不同的西方名牌产品,例如耐克鞋供应链的类似问题,也曾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过。
要求大众关注国外低价产地的劳工状况,这是西方媒体近年来一个持续的话题。
消费主义盛行,源于“人”之难以克制的本性弱点,也越演越烈。即使真要抵制,最近成为焦点的苹果供应商,它的客户远不止是苹果。
这不是突然而来对苹果的围剿,麦克·戴西早就在《美国生活》节目中,就做过一档 《史蒂夫·乔布斯的痛苦与喜悦》,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详尽报道了苹果公司供应厂令人忧心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乔布斯一直是大众偶像。他和苹果公司一直宣称有自己关注劳工的价值观,这在苹果公司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可现在大家都看到,所谓美国做不到的工作弹性、低价,都在严重损害生产地的劳工权益,这是美国媒体一起开始向苹果开刀的原因。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用了苹果内部人员的说法,使得接任乔布斯的蒂姆·库克很生气,他在公司内部向全体同仁发出回应。他认为,苹果公司和他自己,“都遵循着自己的价值观,关心全球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员工”。那么,乔布斯、他的继承人蒂姆·库克和苹果公司,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虚假的?如果我们去细究,库克并没有撒谎。
随着海外产业链成为常态,美国人也越来越关心产业链血汗工厂问题,所谓产业链,对方工厂大量是外国独立工厂,实际上你管不着。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作为产品购买者,能够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督促本国的订购终端。
于是,在克林顿任总统时,他亲自参与,于1999年成立了“公平劳动协会(FLA)”。这是非盈利组织,它集合一切可利用力量,包括企业、大学和民间组织等,一起致力于消灭全球范围的童工和血汗工厂。当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了此类问题的成衣业和制鞋业。FLA参照国际劳动组织标准,制定了对工作场所的各种规定指标。关键是,同意参加FLA的企业,不仅本身要受到制约,而且其供应链也在同样标准下受到监督。FLA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有权对工厂做突击检查。
的确,苹果公司在改善产业链的人权状况问题上,有具体的细节措施。例如,苹果一直在发布自己产业链的“人权报告”,主动列出问题;事无巨细地明文要求,自己的供应商要承诺: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要符合国际标准。
两年来,苹果公司在FLA的协助下,具体“改善了数十万名工人的工作环境”,两年来培训了100多万海外员工,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能站出来申诉。据库克说,在这方面,鲜有哪家公司做得更多更好。
他说得没错,FLA日前宣布,苹果公司从2012年1月13日起,已经正式申请,成为FLA的正式成员,向FLA提交了它的全部供应商名单,以供监督。也就是说,以后哪怕记者不调查,苹果供应链中海外工厂的人权状况、改进或恶化,也会不断由FLA监督和公布。这样主动加入FLA、去接受监督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是第一个。
这次苹果公司的海外供应商苛待劳工的报道,有许多悲惨细节。这一切导致美国出现抵制苹果的呼声。原因就是,对有高道德要求的消费者,惟一出路似乎就是抵制终端产品了。可是,产品也是全球化的,长期、全面的抵制很难做到,改变消费需求也一样难以做到,苹果消费者遍布全球,仅追求一个“酷”字,就足以迷倒一船人。
美国媒体很早就注意到,苹果消费者对价廉物美、不断翻出新花样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要求直接导致工人部分的恶劣劳动条件。《洛杉矶时报》甚至认为,“苹果没有错,供应商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说到底,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话没错,可消费主义盛行,源于“人”之难以克制的本性弱点,也越演越烈。即使真要抵制,最近成为焦点的苹果供应商,它的客户远不止是苹果。惠普、戴尔等等著名电子产品公司,都在它的客户名单上。更何况还不止是电子产品,正如《时代周刊》所说,全球化之下,“这不是苹果的独有问题,几乎我们使用的所有产品,都有类似问题。”
似乎知道谁的错就可以纠错,可是,美国报刊们一圈绕下来,又转晕了。劳工权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产地劳工权益如何保护
后发国家遇到的所有问题,工业革命后的先发国家都遇到过,它们走过无数劳资冲突的弯路,给后发国家提供了现成的法治解决的经验。
全球化以后,这是一个不平衡世界的棘手问题。
从苹果公司近年来的努力,直至最近加入FLA,库克的辩解所言不虚。同时,苹果公司的价值观,也会在企业利益和竞争压力面前,有屈从退让,这也是现实。因为激烈竞争也是全球性的。
例如,针对一些国家收贿普遍、甚至不行贿就得不到项目的现实,德国就以双重立法应对:法律准许企业家在德国之外行贿不算犯罪。这使得坚守底线国家的企业家在这些地区的竞争受到打击。美国法律守住了这条“不得行贿”的底线,其企业家海外竞争力被削弱,也是不争的事实。苹果这样的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既然无制度性约束,价值观发生暂时和局部退让,是一个必然。
相信库克也知道,苹果公司的努力,其效果和问题相比,至今还收效甚微,原因就是双方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些供应商是独立企业,其工厂都不是苹果公司拥有。苹果公司和供应商的关系,比消费者和超市的关系还要远。超市和我们还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下,苹果公司的独立供应商在外国法律之下。
这就像我们在网上购买外国厂家商品,对方是否虐待员工,我们自己没有法律责任,也无权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美国法律不能因海外企业的劳工权益受损,而惩罚美国购买者。从法律上来说,苹果公司只是下订单的购买者。所以,以监督改善海外产业链为目标的FLA只是非盈利组织,最终它公布的结果,也是良心约束,而不是制度约束。
在当下,你要求苹果公司说,只要达不到国际标准的厂家,你就不能下订单购买,等于让它立即在竞争中出局。在道德上,也等同于要求消费者全面抵制道德不达标产品,要求他们花费数倍甚至数十倍,购买“无道德疑问”产品,这是脱离现实的要求。更何况,全面抵制的结果,更大的可能,是导致产地失去引进外资和新技术的开放机会、导致工人失去工作,落入更糟糕状况。苹果这样的终端能做的,只是关注和逐步促进改善。
那么,产地劳工权益如何保护?作为后发国家,解决其实很简单。因为后发国家遇到的所有问题,工业革命后的先发国家都遇到过,它们走过无数劳资冲突的弯路,给后发国家提供了现成的法治解决的经验,提供了现成的劳工法、独立仲裁机构样板和执法方式。假如后发国家确实认真采用、尝试了这些经验,然后说是不管用,这个时候,上述问题才正式成立,成为真问题。(作者:林达 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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