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是乱扣高帽子 民工并非都是受害者(组图)

今年深圳制造业“一哥”富士康节后招聘场景火爆，仅2月1日一天就招聘到近5000人。

　　工人自愿在“血汗工厂”里做工，富士康能招到数十万工人因为发工资及时、福利和工厂环境好

　　著有《卧底经济学家》一书的蒂姆•哈福德曾在专栏中表示，除非“血汗工厂”里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它谋生之道比这更糟。经济学家本保尔（Ben Powell ）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者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在调查了11个“血汗工厂”所在的穷国后，发现其中9个地区的“血汗工厂”的工资都比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高，而且恰恰是外资促进了当地工资水平的提升。

　　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被拴上镣铐，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不想干了就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社会报名员工亦是成千上万。这就说明，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富士康果真是“厂房象监狱，劳工象奴隶”，它是不可能留住数十万劳动力的

中国劳动力长期呈超量供给状态，企业只要开出比务农收入略高一些的工资，就可以放心地招到员工。

　　“血汗工厂”让工人在市场环境下免于饥饿和贫穷，没有繁荣的代工制造业，更多工人将找不到工作

　　蒂姆•哈福德在探讨“血汗工厂”的文章中还提出假设，当一群好心的激进分子发起一场运动，比如说反对印度尼西亚的耐克供应商雇用劳工在“血汗工厂”工作时，显而易见的风险是，这些工厂可能会关闭，工人们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厂作业将转移到大阪，由计算机化的缝纫机完成。这当然不是那些激进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种选择，即经济增长：尽管过程可能慢得令人沮丧，但最终能创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从而消灭“血汗工厂”。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血汗工厂”的存在让那些工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但可以免于饥饿和贫穷，还能有合理的收入。一直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占到经济增长的60%，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在过去30年里解决了中国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各项要素成本在上升，但制造业依然能保障大部分劳动力的饭碗，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劳动供给始终大于需求，劳动力仍然价格较低。如果没有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将产品制造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厂商，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只会更低

　　“血汗工厂”条件简陋，艰苦，但好过在农村务农收入，农民工会选择“用脚投票”

　　为赚钱养家，大多数中国工人在就业上可供选择的选项实在有限。在他们看来，“血汗工厂”里的条件让人感觉简陋，艰苦，但那还是要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 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03年，全国的纯粹农业收入占总收入11%，就算加上林牧渔业的收入，2003年占总收入不到19%。根据测算，在农村耕种平均每人每月只得到不到120元收入，对比子女教育、医疗等的高额支出，根本不能负担。而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虽然工资水平很低，但这显然比在家种田收入要高。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例子那样：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在这种比较之下，工厂里做工的人显然更理解自己有限的选择。如果不出来打工，在老家务农没有活路；计件工资之下如果不加班干活，赚的钱就少；嫌苦嫌累门外还有大批新来的工人等着被招……这些外人横加指责的典型“剥削”行为在工人眼里就是改善生活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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