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
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
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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