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在12月17日举办的经济观察报“2011观察家年会”上表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面临第三个拐点，包括三点：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新的拐点：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

　　资中筠强调，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

　　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

　　以下是资中筠演讲实录：

　　资中筠：我原来希望晚一些发言，先多听听各位的意见。现在把我放在第一个，只好抛砖引玉。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时提到“老年愤青”，我要郑重声明，我不认同这一说法，尽管是调侃。因为我认为我是很平和、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并不是发泄某种感情，这个标签不合适。下面我讲一下最近对全球的一些思考。题目是：跨过新门槛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1. 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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