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改变人民币紧盯美元，维持目前每年5%的升值趋势以及一个相对高的年通胀率，人民币将在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双边汇率协议的情况下，在技术上完成了一个慢性“广场协议”，值得警惕。经济观察报发表瑞穗证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文章表示，“广场协议”及日元升值的教训显示被动升值和抵制升值皆非良策，增加人民币的灵活性，尽快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防止陷入一个新的“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人民币低估的依据存在严重偏差
文章称，上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态较以往更趋强硬，将美国经济学家得出人民币被低估20%到25%作为主要论据，由此证明中国通过人民币低估在出口环节得到不公正的优势。
其实，对于人民币均衡价值低估的假设，都是基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保持高位的假设下得出的。例如，鼓吹人民币严重低估的旗帜性人物，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指出，世界经济不平衡，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需要通过人民币实际升值10%以上（对美元升值20%以上）来解决。
然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要的数据根据来自该研究所克莱恩和威廉姆森博士关于人民币平衡汇率的预测。该论文使用的主要数据基于IMF每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于中国经常项盈余占GDP比重的预测。但IMF报告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假设存在诸多问题：首先，IMF在2008年和09年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在11年贸易顺差仍将达GDP的10%以上。其次，IMF对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增加的假设存在诸多问题――IMF一直将中国实际汇率设置为常数，甚至有所贬值，而实际上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有升值趋势。
“广场协议”教训深刻
文章认为，广场协议的细节引人深思。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日本与美国已多次就日元汇率、日本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日元国际化等问题展开磋商并拟出具体措施。但一方面美国对于日本的影响仍十分巨大，这体现在日本不仅外贸以及直接投资主要对象国都是美国，同时美国对于日本有安全防务义务；另一方面，日本央行认为这一改革有利于日元成为国际化货币，同时改善日本央行在国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这两个原因都推动了日本基本接受美国对于日本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
从程序上来看，1983年年底，美国卡特比勒公司董事长摩根的《摩根报告书》奠定了美国对日谈判的基石，即：日本需要通过金融市场化以及日元国际化以减少美元升值压力。1983年11月，日美领导人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放宽了日元期货交易限制以及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限制等等。此后日本通过与美国共同设立的日元美元委员会来进行日本金融改革的谈判，随后的广场协议更是这几次谈判的集大成者，直指日元升值，以使得美国摆脱“双赤字”阴影。
广场协议同样也不是单边升值的单向过程；亦同样引发了日本央行与财政部的矛盾。并且，日本饱受外汇市场公开干预之苦。日本为防止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负面影响，彻底放松了外汇管制而偏向通过货币政策调整（特别是降息）以达成外汇市场与本国经济的平衡。随之而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偏紧的财政政策，成为当时应对“日元高涨”的利器，但同时诱发了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泡沫，成为日本失落的十年的主要诱因。
中国与80年代中的日本面临相同窘境：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债权国地位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与日本类似，尽管同为世界主要债权国，却面临着相同的“美元陷阱”。
如何吸取日元升值的教训
文章分析，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警惕慢性“广场协议”和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继续目前每年5%的升值趋势以及一个相对高的年通胀率，人民币将在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双边汇率协议的情况下，在技术上完成了一个慢性“广场协议”。但更值得警示的是，由于日元升值导致的资本流出以及出口增速放缓，将会使得货币当局更有可能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易于诱发新一轮资产泡沫的出现。
实际有效汇率币值稳定对推进货币国际化十分重要。日元在80年代汇率经历了大幅波动，撇开与美元双边汇率不谈，日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在80年代后半期升值近50%，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急剧贬值30%左右，大大削弱了日元作为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吸引力。
本币国际化必须与国内金融改革配合。日本在80年代推动国际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日本免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但这种“隔离”式的保护却与日元国际化的初衷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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