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学
过去三十年，企业家中与政界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的，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刘永好家族、鲁冠球、徐冠巨、梁稳根、尹同耀、吴仁宝、柳传志、沈文荣、尹明善。这些活得好的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何在？
“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被商界公认为是政商关系语言大师。
严介和建言，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严后来下课去职，就是倒在资金链上。
中国富豪榜上的“不倒翁”―刘永行兄弟堪称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实践典范。1982年刘氏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具体到与官员的关系接触，刘永行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刘永行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这种“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但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在政商拿捏上可与刘永行并驾齐驱的是浙商鲁冠球，创业至今已经40多年却屹立不倒。查看其历史，鲁冠球的社会观察一直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却基本上与他所经营企业的具体利益无关。鲁冠球因此成为各方均乐于接受的企业家代表人物。
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就民营企业与政府领导间的互动境界，浙江温州一位老板打了个形象比喻：“太凉了的时候，就加点热水，太热的时候就加一点凉水。”浙江大学一位学者比较各省商人后称，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是浙商们能做大做强的原因。
从刘氏兄弟和鲁冠球的官场哲学出发，黄光裕显然是没有遵守政商关系基本原则：与政府走得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避免相互绑架。
有意的松散结构
懂政治的企业家，不仅需要表现好自身，也不能忽视了自己与其他企业家之间的距离保持。
由于大型企业都被国企占据，大陆民企普遍弱小、分散，无法像韩国、日本、土耳其那样，少数的大型企业能量大到可以直接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
弱小的企业往往可以借助协会或行会，联合起来进行组织化游说。不过大陆一个很象征性的例子是，在温州政企联动求解高利贷危机过程中，温州商会并没有发挥作用。
原重庆政协副主席尹明善曾抱怨，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群体，很多人更多考虑个人利益，缺乏群体意识，认同感较弱。
曹正汉也调查发现：进入政治领域发出声音的民营企业家数量是有限的，且与西方政体中企业家代表阶层整体表达意见不同，民营企业家往往以个人名义发出倡议，其公共事务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也有限。
既然民营企业主在经济上是富有的，为什么政治表现形式上如此松散和无力？事实上，中共力图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行业协会、商会、政协等公共平台拥挤着党政文件。第一位当选省级政协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称，不关心政治、研究政治、熟悉政治的企业家难成大器。作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选择，聪明的企业家们在公共平台躲避利益集结和人际联动。政商双方私下采取一种心知肚明、不以法律上场解决的互动，形成一种成本与风险最小化的增长联盟：企业家为地方政府政绩提供经济数据支持，而政府通过税费和信贷优惠以及赠予政治头衔，与之达成某种角色保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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