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中国，一个与地方政界绝缘的人很难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长。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而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该与政治结成怎样一种关系，每个企业家心中都有一本账。
商人圈中备受推崇的两本“经营宝典”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杰克．韦尔奇自传》。北大教授张维迎曾预言《红顶商人胡雪岩》毁了一代中国企业家，而西方管理的传奇人物则将造就中国新一代企业家。
但是当韦尔奇这个“世界第一CEO”来中国布道时，那些曾自称是最顶级的追随者：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春兰的陶建幸，一个也没去捧场。
采取“关系战略”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路基。三十年一路走来，有成功者，更多的是失败者。
大浪淘沙，“红顶商人”胡雪岩依旧让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念兹在兹，神往不已。或许他们都翻到了一句话，当左宗棠赞誉：“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双轨上跳舞
财经作家苏小和在《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中说，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混出来有名头的几率远远低于1/256。而这些幸运者的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真实得让人震惊。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试图摆脱宙斯的阴影。
中国经济行走在政府与市场双重扩张的轨道上。双轨上跳舞的企业家，始终面临单轨化的可能。“在政府愿意的时候，行政权可以转化为事实上的产权，这是中国产权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说。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2002年当选为省级工商联会长后，以为过往玩的是单轨游戏，马上去征求组织意见：“需不需要把自己的企业卖掉?”但被告知他要在两条线作战。
对于企业家的平衡木游戏，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有着细致体认。他在《野蛮生长》中写道：白天，他们慷慨激扬，晚上，面对官商双轨的跑道他们需要思考。一边是现有轨道的牵制，一边是他们期待的康庄大道，但却荒草丛生，他们也常不知何去何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他们边跑边思考，以致于他们自己都会发现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
苏小和亲历了很多企业家人格分裂样本。“他们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转头他们就在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
那些失败者们
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而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20年来，一些明星企业家因和政治走得过近而失败。
1993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因严格管理而成为举国学习的活榜样。政治的光环使得步鑫生放松了经营而日日忙碌于演讲和开报告会，日后他曾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为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而事实却是，几年后企业难以为继，谁也保不了他。
如果说步鑫生发生政治依赖症，牟其中则是染上政治幻觉。1991年，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500车皮小商品换回4架苏制图-154飞机而轰动一时，他从此再也没有认真做过一笔生意，任由思想的翅膀飞进政治家的花园流连忘返。牟其中将身为民企的南德集团的战略目标锁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超越身份能力的政治谋划热情，造成支持力量的真空。尽管一度拥有“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哪怕一项来自正统官方机构的荣誉认同，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或某省市优秀企业家。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狱后，继续执着地给高层领导写信，建言“中美俄经济大三角”战略。
近年因官商间走得过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黄光裕出身卑微，没有权势背景，凭借敢于闯、胆子大、有豪气，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左右前冲。2008年黄光裕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新首富。一路积聚的风险也在同年喷发，黄光裕因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巨额行贿而被批捕。
黄光裕的官员近身战术，显然过于低劣而原始，难登大堂。事实上，黄光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头衔。财经作家吴晓波观察到，在一个与某人大副委员长一起的场合，黄光裕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之说一句话。“可看出他不通官场语言，只有江湖语言，至多加些商业语言。”
如果说，步鑫生、牟其中、黄光裕败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过近，那么，更多企业家则是倒在与政治的疏离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普遍弱小，并不拥有与政府博弈的资格，包括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多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进入21世纪，民间资本操作天才不断涌现，但数年间，华晨产权制度不明晰，格林柯尔经营管理跟不上扩张的步伐，德隆金融资本风险失控，三家名盛一时的民企以各种方式相继垮塌。这固然有中国企业先天性的制度缺失，但背后仍可理出一个政商关系失控的线头。
仰融，有商业天赋的企业家，失足于一个政商常识。2001年，“慕马大案”发生，沈阳官场地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华晨开始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当仰融与英国罗孚、浙江宁波缜密商议中国汽车产业大变局时，他唯一忽略了东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态。想做中国底特律的沈阳市政府认为这无异于背叛。这一年华晨被收归国有，没有学会妥协的仰融出走美国，两年后华晨溃败。2005年，仰融接受大陆媒体越洋采访说，“我真没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在中国，一个与地方政界绝缘的人很难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长。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顾雏军信奉负债经营，并把整合对象锁定为与政府有盘根关系的国有企业，项目遍及国内。偏偏在资本的不规则扩张中，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关系渐行渐远。一个久传的段子是，在一个茶话会上，顾雏军被安排与某市主要领导一桌用餐，用餐过程中，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给这个领导敬了酒，唯独顾雏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享其乐。格林柯尔系遭遇危机后，很快变成一地鸡毛。顾雏军于2005年入狱。
在民企沦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团莫属。唐氏兄弟在沿着资本惯性滚雪球般全国扩张时，没能同比例地编织政治避险网。一遇风吹草动，因无援手，紧绷的资金链崩塌。这个本最有可能成为中国首个民营金融帝国的企业，于2006年走进了历史。“实际上，德隆留下的600亿元资产中很多都是优质资产。如果能撑到07年，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一位参与债务重组德隆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德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如是悔道：“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如果说，仰融、唐万新是输在政商技巧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则在政商价值观上“输”得一干二净。军人出身的孙大午堪称是政商关系的“破坏者”。他“不屑”与政界人土交往，在对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这让当地政府部门一直感觉很不爽。据报道，一位官员曾毫不避讳地说，“孙大午太出头了，成了孙大牛了。”
多年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令其于2003年7月5日被逮捕，不过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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