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是在国内生活没有安全感吗？
黄怒波：从表面看，中国人对国外的确很好奇，国外的好处就是社会比较稳定，子女的教育也好。
从深层看，中国的仇富心理增长的太快，从邓小平“先富起来”到现在的“共同富裕”，这方面社会的对立情绪很强烈。
像我上面说的，企业的原罪行为导致了仇富，或者好多人因为流动性固化，也开始对财富仇恨了，这个时候富人当然没有安全感。
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让整个社会首先放心。为什么到美国、冰岛投资呢？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它会给人有安全感。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有文章说，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代，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企业家你有焦虑吗？
黄怒波：对我来说，个人方面没有焦虑，因为中国民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承担一些骂名也没什么坏处。
从做企业角度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看好的，要相信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而且执政党早看到这个问题了，你看腐败反的越来越强，抓的高官越来越多，这个很了不起。
现在民众虽然焦虑，但我认为那是另外一种焦虑，是对以后的一种担心、忧虑。是在财富大了以后，分蛋糕分得不匀、抢食、不公带来的焦虑。而不是为穷的没有前途的出路焦虑。这就像我以前插队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头疼，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是挖煤矿工还是当兵，都不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焦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人要怎么面对这个现实？
黄怒波：我认为这源于现代性，欧美国家都经历过这种焦虑的时刻。现在这个问题来到了中国，我认为这个阶段绕不过去，现代人的分裂，是财富和精神的分裂，这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在走美国、法国走过的这条路，所以垮掉的一代都是焦虑的。但中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
在中国，焦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越来越固化，开放体制下，社会流动性很强，像我这样的底层人能向上流动，而现在却不行。现在想做企业也很难，没有当初的混沌阶段。
另外，官二代、富二代、特殊利益集团基本把社会资源都占据了，这是社会最大的问题。农村的孩子考北大越来越难，外地没指标就等于把流动性减掉了。现在的中产阶层，如果没有偶然的机遇，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为权力、财富都被固化了。
我觉得国家在下一次战略转型期间，经济发展应该放慢一点。企业家暴富的太快，在暴富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利益受损的阶层。比如说拆迁，比如说你用的廉价农民工，他们中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
把财富还给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受“郭美美”等事件影响，社会捐款减少了近一半，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做慈善这个问题？
黄怒波：郭美美事件对民企做慈善影响很大，但民营企业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因为还有更腐败的在后面。但不管怎么样，对公众的打击更大。
当前慈善体制行政化太严重，政府对社会组织都不放心，都要管起来，所以慈善很难有所发展。要相信社会，政府做未必就比社会做得好。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企业家在考虑买私人飞机，你有没有考虑？
黄怒波：我原来想过，但是现在放弃了。赎罪也好，歉疚也好，或者说登完这么多山了之后感悟也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前几天我想去医院验血，我问有没有私立医院，公司的人说有，但抽个血要1500元左右。我说怎么那么贵？他们说全是贵宾服务。
像我这样的老板应该15万也不在乎，但是我还是去协和医院排队，80块钱。全是老百姓，我也挤在那儿等着，抽两次，餐前血，餐后血，先后要等几个小时。
在登完山之后，我就认识到我的财富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整个生活方式就平淡下来，人生也不过如此。我最后的财富，一半要还给北大，一半还给我的员工，也就是把财富最后都还给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企业的壮大，你现在有没有政治头衔？
黄怒波：我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人大代表。今年换届我想把指标让给别人，因为我工作忙，参加不了会议。我是从中央机关出来的人，没必要再弄个官员身份。做诗人、做企业家就挺好了，政治让别人去做，如果大家说我诗歌写得很专业，企业做得好，我就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评价（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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