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
近几年走了世界许多地方，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使我对当代经济现象和“流行潮流”进行了一些认真思考。这些思考大部分就反映在《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上的中国危局》这部书稿里，这本书已于200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人认为，从国家博弈角度看，从权力和利益的高度集中角度看，目前的全球化体制是一个软帝国体制。 从30年代大危机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可以梳理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缘起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说明，这种左右世界经济长达30年的思潮和实践，是由美国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推动的。 从国际政治的历史和利益的角度可以解读全球化的实质， 从世界经济体制的现实可以解读全球化的权力结构，从发展的角度和关于发展道路的历史争论可以揭示全球化的面临的误区。 从成功后失败的例子可以演绎国家博弈和所谓自由贸易对强国和弱国的不同意义。
《选择和崛起》虽然是反思之作，其中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运作，做了许多分析和叙述。就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而已，在世界尚未走出经济危机的今天，和中国经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挤压的时候，在《选择和崛起》的基础上，我主要思考了一下几个问题。
我提倡“有公正的市场经济，有保护的对外开放”。
一、融入世界的中国显示了什么力量？
中国模式创造了伟大的成绩。中国的崛起是21世界初期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巨大事件。中国不仅经济高速增长，不仅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而且有效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由于贫富不公加剧而出现的社会波动。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举世瞩目。但是，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有的人认为中国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有些经济学家干脆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的成功。假如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假如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那么，中国的进一步的崛起就仰赖于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
基于认知上的不同，有人提出中国必须来一场新自由主义的“攻坚战”。有人干脆认为，全面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这场“攻坚战”的主要内容。这种将中国的崛起归结于私有制，自由放任的市场，归结于减少政府干预，归结于无条件的融入世界的观点，应当澄清。
这种观点无法回答，为什么那些真正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那些全面推行私有制，全面推行自由放任市场，全面放弃政府主导，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拉美诸国和某些亚洲国家，他们的经济没有成功的崛起？中国模式的基本力量在那里？
（1）同减少政府干预相反，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发展导向的政府思路。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发展，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的发展经济，等等，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巨大特点。而这一点之所以得以存在，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存在，就是“大政府”的存在。新自由主义要以市场挤压政府，要让政府从经济的直接干预中退出了。这种所谓的“改革”将掏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2）同提出全面私有相反，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公共投资。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道路，公共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对关键产业（如果国防）等方面的长期不断的高强度投入，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3）同金融自由化相反，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国有银行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银行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我们在《选择与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以下简称《崛起》）中指出，金融自由化必然导致金融体系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使中国避免了这种金融危机。中国在60年的发展中避免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融入世界，而没有出现拉美-亚洲许多国家在相似的过程中出现的金融危机，关键就在这里。
（4）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巨大特点就是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的政治体系。这是中国模式的政治前提。任何动摇这个前提的做法，都有可能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
（5）中国模式在这次反危机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把中国放在世界大背景下面，把中国同其他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横向比较，我们必然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模式的力量在于政府干预，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用更加概况的语言讲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在研究中国模式，而任何国家都无法照抄中国模式。融入世界的中国现实的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生机，显示的是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
二． 贸易保护说明了什么？
当然，中国模式也面临做新的挑战。中国模式除了政府干预以外，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出口导向和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我在《选择与崛起》一书中指出，由于中国的最终的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中国的大量的外汇储备集中在美国，导致中国在国家博弈中处于战略劣势。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如同一辆高速运行的火车。然而中国这辆经济火车的两根铁轨却掌握在美国手中：市场和财富。美国市场和美元储备成了中国经济的两个巨大的外生变量。这两个外生变量不掌握在中国手中。假如，美国动一动这两根铁轨，中国的经济火车就有可能出现颠簸。而美国动不动，什么时候动，如何动，则完全取决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及其需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火车，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她是否符合美国利益。这是中国模式中最大的一个潜在挑战。
不仅如此，这种潜在挑战还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正如我在《选择和崛起》一书中指出的，假如台湾将来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其他什么“扁”，选择台独。按照美国目前已经毫不含糊的战略，美国必然干预。在进行热干预以前，美国可以选择经济干预。它只要把市场大门对中国关上，中国的GDP就会垮掉一大批，大批的企业就会倒闭，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只要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许多持有美元储备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就可能要破产。总之，关闭市场和冻结资产，仅这两项就可以彻底扰乱中国的经济秩序，打击中国的经济体系，打击中国的GDP。中国可能出现未战而先乱的局面。这种战略态势，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即使台海不出现我们不愿看见的情况，这种经济战略上的态势，也将把中国置于不利的境地。从美国经济战略的演进，可以看出中央（联邦）权威、国家统一、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的选择，战争、意志、草根等对国家发展的重大作用。
由于拉美自身的历史限制和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拉美如何走向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如何出现危机的历史，实际上可以当成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打击的典型案例。 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和金融全球打退“日本挑战”，则是美国抑制新的竞争者的典型案例。美国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对日本发起经济战争的。
我在《选择和崛起》中指出，由于日本经济在市场和财富两方面依赖美国，在日本经济、日本技术、日本体制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美国对日本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是建立在美国市场上的崛起，建立在美元上的崛起。高速运转的日本经济火车，在别人的轨道上行驶。看似轰轰烈烈的日本经济，实际上离开美国寸步难行。日本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失去了经济独立。美国可以通过控制火车轨道而控制日本经济。它既可以让日本经济火车高速前行，也可以让它迅速停滞。表面上看，日本经济高歌猛进，大有取美国而代之的势头。实际上，日本经济的命运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在这场经济战争中，日本想说不，而不得不说是；想抗拒美国的经济战略，而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所有条件。为什么？日本的经济火车跑在美国市场和美元这两个轨道上。日本不得不承受美国对这两根轨道的干预。在那场经济战争中，什么议题，在什么时候提出，以什么方式提出，完全取决于美国。由于在战略态势上的主动权，美国可以说占尽了一切先机，实现了所有目的，完成了对日本高科技产业的打击，完成对日本体制的新自由主义改造，成功实施了对日本的货币和金融战争。最后，日本陷入漫长的停滞。即使如此，美国依然不放松。在日本经济停滞期间，迫使日本实施了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日本长期走不出停滞的阴影。
现在，美国在通过几十年的经济战略以后，将美国市场和美元这两根轨道延伸到了中国经济火车下面。从而在国家博弈中占了先手。我在《选择和崛起》中预测到，美国为了走出危机，为了避免长期的停滞，必然选择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而受到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就是对美国依赖最深的国家和经济体；受美元贬值最大的就是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要实现国际经济的“平衡”，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如同当年对日本的经济战争的宣战书。
用历史和现实将全球化和美国霸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出口导向是为美国量体裁衣的全球战略，全球化导致经济剥削，导致发展中向底部竞争，导致铁定工资定律。全球化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性抑制。从历史条件的差别看，像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大规模出口（出口导向）不再是强国崛起的道路。
贸易保护主义这个幽灵已经在新世纪的天空中徘徊。中国应当如何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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