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家仍然在中国境内经营着企业,这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只是国籍,不变的是打拼的舞台。更何况,国籍的改变能够使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未必不是件好事。
遗憾的是,企业家是有着灵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发生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这些企业家,这与道德无关,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并不属于道德判断,而是对“我是谁”的回答,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让他们选择了移民的因素。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30多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繁荣,但也恰恰是物质层面的这种繁荣与自由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困惑。
按经济学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按此道理,企业家理所应当成为新商业道德与新商业文明的输出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的判断。如果做新商业文明的推动者,收益远小于付出的成本时,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把收益的预期再拉长,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就只好逃避。
王石去哈佛学习商业伦理,张瑞敏选择打造中西结合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使命的担当。但担当的毕竟不是全部,也有人选择了“移民”。不要小看了“移民”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化,按社会学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利、责任与社会预期等因素的概括。从这一定义推理,“外籍”这个身份导致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在权利、责任与社会预期上,将经营企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分开,中国是经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处,生命却在他乡。
短期看,这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好事,扩大的眼界,不再纠结于财产的安全。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不足。短期行为的种子人为地被种下。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管理部门的行为在恶化,真正变化的是企业家的预期,但凡移民的企业家,都会在规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好的一面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与富有的身家可以实现进退自如,他们不必再去玩一些“下三滥”的手法来获利。不好的一面是,做企业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持续的毅力来平衡兴盛与危机,但安排好的退路可能使得相当一批企业家丧失了经营企业的使命感。
结论是,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相当一部分变成了“made in USA or o-versea”,那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企业家移民慢下来,或者不移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值得人们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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