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时也曾“礼崩乐坏”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中国社会接连出现了“药家鑫案”、“染色馒头案”等恶性事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事件会影响你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乐观判断吗？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有无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张维为：这些案件的性质都非常恶劣，但放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其实比例是很小的，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大局的判断。这种事情，出一桩，抓一桩，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道德滑坡，这是事实，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种滑坡慢慢会被扭转过来的。
历史上大国崛起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崛起的时候，也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繁荣，一方面各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剧增。今天的美国的药品监察局等机构都是后来建立的，同时还设立一整套行政与法律制度，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即使这样，美国今天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根据2011年6月11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每年因食品原因而住院的有32.5万人，死去的有5000人。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也就是这个水平。
当今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比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都强。只要我们持续不懈地努力，是可以比美国做得好的。北京、上海等地现在的人均寿命和社会治安等指标都好于纽约就是一个证明。
这里还要指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媒体为了抓眼球，把负面的事件无限放大，这种媒体生态需要逐步改变。另外，我们还需要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所谓成熟的心态，就是不要被媒体耸人听闻的炒作忽悠。看问题一定要有概率观念。没有概率观念，你连人行道上走路都不敢，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被车撞死，但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之低。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两会”之后，“顶层设计”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热词。你认为中央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坚持什么，特别注意和警惕什么？
张维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我们确实需要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把这样的规划叫做“顶层设计”也可以。总体上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以政治制度为例，我们可以更多地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社会制度上，我们应该拒绝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经济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更好的结合。法律领域内，继续推动依法治国，但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兴法治国家。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我同时还认为，这种设计一定要务实，特别是全国范围的设计，更应该是一种大战略、大方向、大规划的设计，而非完美的理想主义的详细线路图。实践证明，后者的难度极高，因为设计所需要的信息总是不充分，各种变量太多，所以要么设计不出来，要么设计出来就被束之高阁。但我们体制未来的大方向、大战略、大规划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应该确定的。我们经济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虽不完美，但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告诫国人，“不要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忽悠了”，西方民主是一种“游戏民主”，并不是中国的典范和楷模。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在内，还是处处以美国为榜样和楷模，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为：如果说二三十年前，一些人以美国为楷模，那还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百业待兴。但是今天还这样，动不动就美国怎么样，只能是贻笑大方了。
20年前美国自由派学者福山写了颇有影响的《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历史发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终结了，但今年初他在《金融时报》撰文，题目是《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这些精英也许可以读读这篇文章。他文章中的观点并不都有道理，但他对今天美国模式的失望是真的。
这些人还可以读一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的一些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文章，他从上海回纽约，他的感觉是纽约更像第三世界，这和我的感觉差不多。美国有不少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但美国在不少方面今天也该向中国学习了。奥巴马总统都悟出一些道理，但我们的一些所谓精英还转不过弯来。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模仿中国做法的建议，如建设高铁、促进外贸、发展制造业、促进基础教育等。
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平视自己的对手，平视美国，心平气和地看看人家的长处和短处，也看看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取长补短。
至于西方的“民主忽悠”，这是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事情。我把采用美国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如泰国、蒙古、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还有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
西方模式在300万人的蒙古和500万人吉尔吉斯坦都成功不了，怎么可能搬到13亿人口的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历史和文化底蕴太丰富了。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大概就像用麦当劳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么可能成功？
我们对美国模式的态度，应该是借鉴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麦当劳，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我们的基本立场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把它的长处吸收过来，最终把它“收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五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和过去30来年的成功经验可以使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和底气。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不少中国人感觉，国外尤其是西方，仍然对中国不了解。如你所言，“中国崛起是个精彩的故事”，但他们并不知道。根据你在西方多年生活和讲学的经验，应如何深入人心地对西方讲好这个故事？
张维为：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涉及的不仅是对外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切。我看关键是要抓紧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需要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全面的，也就是说能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这种话语体系也应该是透彻的，也就是说，能把事情说清楚，中国普通百姓能听懂，外国人也能听懂，哪怕他们不赞成。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强势的，因为挑战我们的西方话语是强势的，我们需要用比较强势的话语进行回应，我们文明的底蕴也使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话语体系还应该是中国的，也就是说要接中国的地气，成为民族的、文化的、中华文明的东西，从而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改进对外宣传，因为许多对外宣传的方法太陈旧，我们应该多用外国人可以理解的观念和方法来介绍中国。但这还只是个战术层面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去做，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还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我感觉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硬实力的增长，所以西方对中国更加尊重了。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软实力加强了，他们也会尊重。所以我主张以比较强势的话语来回应西方对中国的挑战。
比方说，美国人老在那里批评中国人权，我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你在伊拉克已经杀害了十几万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我们谈论人权问题呢？”
我想这样的话语不是简单地调侃美国，而是陈述事实，也会得到多数西方民众的理解，甚至支持，因为西方大部分人也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最终可以更加潇洒，逐步把解释中国的许多工作交给西方。中国相对成功的经验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从事中国模式研究。最终哈佛、耶鲁的教授都会来研究中国模式，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对于国内那些只知以西方唯马首是瞻的所谓精英，恐怕也只有采用这个办法，等到他们崇拜的美国老师都改变了想法，他们的观点大概也会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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