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很多挑战，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他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现在忆起小平，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
20多年之后、行走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张维为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头脑清醒”---“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
张维为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认识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同样重要。
首先，“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要自信地 “沿着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其次，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样板---“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和风险，并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打败自己”。
我潜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担任邓小平的翻译。这段经历对于你认识中国崛起和发展有何影响？
张维为：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对我后来许多观点的形成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邓小平的眼光，二是他的思路，三是他的清醒，四是他的大气。
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状态。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前豁然一亮。
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
“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虽然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值仍然非常低，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这说明中国还是不行。而你提出观点说，人均GDP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家实力，需要重新认识，能否细谈？
张维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过去说我们自己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我们讲韬光养晦，应该是自信的韬光养晦，而不应是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
一些人老是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只要实地走访一下世界你就知道，人均GDP造成的误差有多大。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举个例子，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发达地区多数居民的住房水平已经超过日本。
我一直认为，所有涉及中国的排名，包括人均GDP等，只要融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而不是用官方汇率来计算。
日本吃一碗面比北京、上海要贵10倍，理发也比北京、上海贵10倍。照官方汇率计算，日本卖面和理发产生的GDP就比北京、上海高10倍，这样计算肯定是严重失真的。所以我认为用货币购买力评价才能更靠谱些。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得森。他做了跨长度的跨国比较，认为1992年中国事实上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12个欧洲大国的总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
第二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在上海坐出租车，喜欢跟司机聊天，他们普遍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房产。如果论资产，他们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超过了当地50%人的资产水平。
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在欧洲，能拿到银行房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这种国际比较有利于我们真正读懂中国崛起。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
《瞭望东方周刊》：房子是现在中国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有不少人说，中国现在房价这么贵，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都买不起，怎么能说中国就已经崛起了呢？你怎样看中国的房子和房价问题？
张维为：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坦率地说，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个水平。
我看过电视连续剧《蜗居》，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没人敢说，因为做不到。其实又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西方国家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为36%，是北京和上海的一半。
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某种意义上也展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大多数百姓生活的改善。我们应该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后以创新的精神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多数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售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现在有不少中产阶级寻求移民海外，说明中国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够。你如何看待所谓的中产阶级“移民潮”？
张维为：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海外移民我接触很多，我有一个粗略的计算，70%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在国内抱怨越多的，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是好莱坞电影上看来的，和真实的美国差距很远，结果出去后失望的很多。
过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发达板块，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了二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财富由于赶上了金融危机可能早已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众多机遇，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
现在所谓中产阶级移民，其实绝大多数都把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今后至少10年20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我们不必担心移民问题，更何况现在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只要我们有一点中长期的战略眼光，适度规模的移民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出于各种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国了，他们以后回来也好，呆在国外也好，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需要更多的海内外华人来保护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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