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四大”往事
然而，独撑半边天的四大是否真的在审计质量上较本土所略胜一筹呢？如果这个问题放在十年前，答案不言自明。但是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却未必能一言概之。
四大虽然声望极大，但却并非没有丑闻，甚至一度麻烦不断。只是当时国内几乎所有中介机构包括会计所底线全失，表现的更为糟糕。
2001年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因参与安然财务舞弊而导致破产，并没有给剩下的四大敲起警钟。
2005年，科龙案件浮出水面后，中国证监会直指德勤“审计程序不充分、不适当，未发现科龙现金流量表重大差错等。”
德勤在2001至2003年担任科龙审计师，这三年德勤向科龙电器收取的年度审计费分别为350万港币、420万港币和550万港币，平均每年以100万港币的速度递增。增长速度和科龙本身的规模变化并不同步；但身为审计师的德勤，并没有对这一异常现象提供任何解释。
通常而言，上市公司非常规改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费发生重大波动，都可能是上市公司财务问题的预警信号。
2005年，普华永道被外高桥告上法庭，后者称普华永道在对其2003年及200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独立审计准则》，造成公司超过2亿多元人民币资金被非法挪用。
2007年，普华永道在日本的分支机构中央青山普华永道因为日本化妆品巨头嘉娜宝做假账，而被日本金融厅处以停止大客户审计资格两个月的严厉处罚。此后该机构更名为Misuzu审计公司。
2008年，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案也揭露出了毕马威在审计过程中，允许新世纪篡改会计数据，使其账面数据“扭亏为盈”。
2009年，香港安永因在雅佳控股审计中窜改审计底稿和审计失职，遭雅佳控股清盘人索赔巨款，市场传闻双方最后以安永赔偿2.5亿美元达成和解。
2010年初，香港安永又因牵涉泰兴光学虚报关联方利润一事，损害债权人利益，被清算组要求赔偿2.5亿至3亿港元。
而在雷曼破产案中，安永也被美国证监会指对雷曼将500亿美元资产以“回购105”手段不正常划至表外，以隐藏负债和降低杠杆的事件没有尽职。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会计与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卢锐副教授不久前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四大最大的优势还
是品牌和声誉，因为审计强调的是第三方鉴证，公正独立的立场和会所的声誉很重要。
至于审计质量，卢锐表示“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四大并不见得审计质量比本土所高，很多时候环境会影响审计质量，比如说四大在美国会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但在中国则会做一些程序简化。”
本土所信永中和的一位高级审计师也对记者表示，在审计程序和方法上，四大与本土所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有时候企业选择四大审计也是冲着声誉去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成了企业舞弊的挡箭牌。
在2001年底，格林柯尔被揭发涉嫌银广夏式欺诈时，顾雏军的唯一抗辩理由就是“公司业绩经安达信审计”。虽然彼时安达信已是摇摇欲坠、即将倒闭。
不过，青叶浩勤会计师事务所总监何志威也表示，内地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也有许多审计丑闻，只不过四大发生的丑闻被放大得更多。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教授吴毓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所与小所的区别主要在于两方面，一为其审计师有没有能力发现问题，二为会计所有没有独立性。”
“从这两方面综合来看，四大所虽然也出现过种种事故，但总体仍比其他所更具专业性和独立性。”吴毓武认为，首先四大所很大，客户很多，有能力跟质量不好的客户 “say no”，这能使其保持更好的独立性；另外，由于四大本身规模很大，无形资产很多，所以会更注重由于客户出问题而引致的自身风险，安达信的破产就是最好的警示案例了。
不过，以上种种丑闻也并非全是会计师事务所之过。
“公众审计的根本原则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审计准则判断被审计对象的会计报表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吴毓武表示，“这里面涉及两个准则，而这两个准则在全世界都一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像审计署审计一样什么都能查。”吴认为，如果公司刻意作假，很多时候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察觉。
而公众审计最大的悖论是，很多时候是上市公司高管花钱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自己。这在根源上就妨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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