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已经变成每年春节过后必然要在珠三角及长三角上演的“样板戏”了，今年，受海外订单回暖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双三角厂商之间的“抢人大战”空前激烈。在此背景下，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洋劳工”开始受到一些中小制造业厂商的青睐。
“民工荒”后会否爆发“黑工潮”？以更廉价的东南亚劳动力替代成本日渐升高的中国本土劳动力，会是破解“民工荒”、帮助中小企缓解成本压力的一剂良方吗？同时，数量逐渐增多的跨境劳工“潜伏”于双三角，会给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珠三角招工难加剧 “洋劳工”渐受青睐
香港商报报道，招工问题越来越成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共同的难题。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报告显示，2010年，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7.8%；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22.5%。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人数下降幅度是长三角的三倍。
与招工难相生相伴的是人力成本的大幅增加。“春节一过，我们给工人开的工资比去年增加了至少两成；此外，为了留住工人，工厂还改善了住宿条件、购买了一些丰富他们日常生活的文体设施。今年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订单回暖，但人力成本显着上升，企业的盈利压力仍然很大。”香港中华厂商会玩具小组主席陈长有告诉记者。
陈长有在广东东莞及增城均设有工厂。由于有实力开出较具吸引力的招聘条件，他的工厂受“民工荒”的冲击并不大。可是他的一些经营制衣企业的朋友则没那么幸运。“几个做成衣的港商朋友已经因为找不到人或承受不了现在的用工成本，不得不关闭了生产线。”陈长有说。另一些实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将视线转向了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洋劳工”。
据记者了解，这种现象大约始于五六年前。当时，来自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的“洋劳工”主要集中在中越、中缅边境的甘蔗园、制衣厂和建筑工地干活，他们大多是三五成群相约着偷渡到中国来打短工。而“洋劳工”向世界工厂“渗透”加速则是近两三年出现的――这从官方披露的数据亦可窥见一斑：2009年广东省公安机关共查处13宗180人非法入境、非法就业案件；2010年，仅第一季度便查处6宗154人。此外，据广西公安边防总队统计，2009年以来，广西公安边防总队共查获非法入境人员225批1820人、拦阻4839名、遣返2218人。
由于绝大多数东南亚劳工是以非法方式进入中国务工，因此当前“洋劳工”的规模有多大很难统计。但接受本报采访的业界人士认为，随着珠三角工厂订单的增多和工人短缺现象愈演愈烈，“潜伏”下来的“洋劳工”人数只会逐年增多，而且呈现出“组织化”的趋势。
黑工多来自东南亚 非法潜入中国“淘金”
根据内地法律，“洋劳工”属于“三非人员”，即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工作。企业一旦被查出雇佣“三非人员”，将会被处以（每名外国人）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需承担遣送外国人回国的全部费用。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企业敢铤而走险、雇佣政府明令限制的非法劳工呢？
对此，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张文山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一方面，中国沿边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民工涌入广东一样，一些沿边国家的劳动力亦想尽办法到中国“淘金”；另一方面，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在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的成本在增加，国家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企业当务之急，雇用周边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便成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选择。
张文山告诉记者，“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工资普遍较低。比如，越南劳工在越南一个月能挣500元至800元人民币，在中国却能赚1000元至1500元人民币。尽管收入还是相当微薄，却比他们在本土打工的收入有了大幅提升。在劳动力买卖双方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洋黑工’必然存在。”
此外，广西的东兴、凭祥和珠三角等地与越南、缅甸在生活环境、语言、生活习惯上都很相近，甚至在相貌上都有相似之处，也使得珠三角成为东南亚“黑工潮”的第一站。
低端就业市场隐藏危机 应否放开外籍劳务市场？
“民工荒”问题也引发了亚洲多国对低端劳力市场的危机感。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本月16日就发出警告称，日本须放宽移民政策，避免在争取低端劳动力方面输给中国。而泰国劳工部去年年末就宣布拟引进越南、尼泊尔、孟加拉国等与泰国无疆域接壤国家劳工，以解决底层劳工及工业部门非技术劳工紧缺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国是否应该部分开放外籍劳务市场？
正方：可解决劳工短缺问题
曾任职于长江商学院的年轻学者罗天昊支持中国开放劳务移民。他去年便在多家传媒撰文呼吁，珠三角隐藏着巨大的劳力危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的阵痛转型中，可考虑放开部分外籍劳务市场，以解决“民工荒”问题。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退休教授郑天祥也表示，东南亚黑工能够弥补珠三角很多工厂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与其全力打压、迫使他们走向地下，不如通过规范和监管确保他们的权益，同时打击非法劳工的黑色产业链……输入外国较廉价劳动力是国家工业发展的正常现象，有些工作既然招不到本地工人，就应该考虑输入外国工人，否则将影响珠三角的工业发展。
反方：“黑工潮”带来多重冲击
但另一些接受本报采访的业界及学界人士则坚决反对向东南亚开放劳务输入市场，担心“黑工潮”会给珠三角带来社会治安和经济转型的多重考验。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向本报指出，“黑工潮”的最大冲击就是部分用工企业向社会转嫁了安全问题。因为，黑工利益不受法律保障，雇主不会为他们购买社保、工伤和养老保险，只支付给他们极低的工资且可以随意解聘，这个群体很可能会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社会最底层而对主流社会的不满与日俱增，进而引发的治安、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加。企业主以雇佣黑工的方式转嫁了成本压力，而潜在的社会安全隐患却由纳税人埋单。
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张文山补充说，广西－越南是一条密集的贩毒路线，而往来黑工良莠不齐且缺乏相关的户籍信息，如果有黑工以此方式走私贩毒，则管理难度很大；同时，如果有黑工在中国内地组建家庭，则未来的户籍问题、财产继承问题也不容忽视。
专家：“民工荒”是“虚荒” 需引进外籍高端人才
洋黑工对本土低端就业市场的冲击尤其令学界人士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内地现在所谓的“民工荒”是一种“虚荒”。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低端劳力，而是缺少熟练技工；而且，企业通常更愿意雇佣年轻劳力，致使许多年龄相对偏大的劳动力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倘若不规范管理“黑工潮”，会使部分劳动人口的利益受损，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不仅如此，洋黑工的存在还会阻滞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因为这一过程必须依靠高技术人才和高级劳动力的使用。而“黑工潮”的蔓延，可能会致使大量在危机冲击后不得不进行升级转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继续依靠廉价劳动力而苟延残喘。
“无论在哪个国家，外籍高端劳动力都是更受欢迎的人群。即使中国部分地开放劳动力市场，需要引进的对象也应该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有帮助的外来劳动力，而不是制约这一进程的简单劳动力。”张文山说。
遏“黑工潮”须三管齐下
接受本报采访的业界及学界人士认为，解决当前珠三角的用工荒问题，不能简单依靠开放外籍劳工市场，更不能坐视“黑工潮”蔓延而不闻不问。
工厂主：改善福利留住员工
港商陈长有在东莞和增城的工厂今年并未受到“民工荒”的冲击，他的“杀手锏”就是给工人加薪和改善福利。
陈长有表示，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问题困扰在粤港企，但他绝不愿以迁移或雇佣黑工的方式解决问题。“迁厂或雇黑工都是希望以降低成本来缓解企业面临的压力。但用工荒和加薪潮并非中国内地独有，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工人对改善工作待遇和生活素质方面的诉求不断提升。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从去年开始先后提高最低工资，但各地仍有大规模的罢工和冲突事件出现。”
陈长有说，经过金融海啸洗礼的珠三角港企更愿意选择“就地升级”模式，以材料创新、工艺流程创新等方式赚取利润，若再如以往般依赖廉价劳力只会使路越走越窄。
在用人方面，他的感受是，企业展示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吸引员工，促成企业的长远发展。“除了发工资，你还要考虑他们在这里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有没有业余娱乐活动、生活得幸福不幸福……总之什么都得管。有时觉得自己不仅是办厂，还是在办社会。”陈长有感慨说。正是出于这种“负责”，他的工厂中约九成的工人按时返厂，正常开工，流失率并不高。
政府：帮助企业消化劳动力价格
他同时通过本报呼吁政府对企业培训技术人员质素、改善民工生活待遇给予适当援助，因工人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种种困境不应由企业完全承担，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已使许多传统行业企业的利润空间逼近零点。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向本报表示，政府有义务帮助企业消化劳动力价格，比如对企业实行减税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度过艰难的转型期。否则很难单靠喊口号抑制住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望。
监管：与诸国加强劳务合作管理
张文山则指出，内地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根本不足以抵制“黑工潮”的蔓延。当前中国对非法入境务工人员的处理一般是“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这根本堵不住东南亚的洋黑工－－因为，仅广西一地就有1000多公里的中越边境，山水相连的地理条件，偷渡者通过小道或者趟过界河，几分钟就能越过国境线，然后买张车票便可畅通无阻地到达广东、上海、北京。
张文山认为，应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司法协助与多层次的合作、磋商机制，研究、探寻新的合作方式，共同遏制“黑工潮”。“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劳务合作是可行的，东盟国家劳工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国内或区域性的短时用工缺口问题，关键在于外国劳工的合法进入，合法用工问题要解决，监管要到位。这就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来共同合作解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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