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造就的“巨人”(组图)

　　美国荒诞新闻学教父亨利・汤普森曾说：“一个时代的能量会在一阵耀眼的闪光之后趋于清晰”。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角，国企改革也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1992年开启的国企改革不可谓不耀眼，而如今改革光芒已过，此时恰是梳理国企变革之路，品评成败之时。

　　国企改革仍然在经营管理权的收与放之间摇摆

　　思想上，邓小平南方谈话勾勒出改革路径，而在实际操作上，直到1998年前，国企改革仍未触及产权问题。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3月26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南方谈话发表，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谈话在两会期间产生的轰动效应。

　　与南方谈话相反，在当年的国企改革领域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国务院颁布的各项通知，仍然是 “限产压库”、“抓好品种质量效益”、“清理三角债”等转变经营机制的改革。

　　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改革热潮。“破三铁”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中的一般职工。但随后严重的失业迅速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年中，“破三铁”运动戛然而止。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

　　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40％，下岗职工首次出现

　　中国首次出现下岗职工，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不再与企业“共存亡”，失业人口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国企仍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

　　1993年，在广东首次出现“下岗职工”，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工龄补偿”的方式在南方普遍能够接受，但在北方引起较大反弹。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失业人口开始成为社会问题。

　　199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抓大放小，只需要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但其思路在1996年后才被重视。

　　1994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

　　同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40％。与此相对照的，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家税收的1/4，外贸出口交货值的一半，均来自乡镇企业。

　　1995年，“中国改革风云人物”、首钢的周冠五因受经济犯罪牵连黯然下台。继任者毕群后来描述盛况下的首钢是“一团乱麻”。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描述首钢：它什么都经营，钢铁、面条、自行车、医院、杠铃、大衣、饭店、计算机，公司还拥有一家银行、一支船队。

　　国企寒冬来临亏损前所未有，在两大股市上市成为救活国企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年，国企亏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年国企大规模上市，股市代替国家财政成为输血工具。同年，一个由上而下的“抓大放小战略”渐渐成型。

　　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1996年，国有企业破产总计6 232家，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

　　同年，由于上海“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

　　1996年，大型国企开始大面积上市，两大股市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仿佛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依靠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国有企业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把米”。

　　然而在当时，有不少观察家和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说，“看起来，国企过去是依靠财政、银行，现在是股市、股民，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

　　同年，国企为拿到上市指标，开始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解困，毕竟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难题，量大面广、数以三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1996年3月，朱基考察“诸城经验”。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效果显著。一个月后，朱基亲抵诸城。从1992年开始，诸城市市长陈光将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陈光一夜成名，被媒体称为“陈卖光”。

　　在“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声中，国企所有制变革开启

　　即使“所有制怪兽”如幽灵般出现，但亚洲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对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膜拜，意外推动了所有制变革，至此“国退民进”时代到来。

　　国有企业亏损仍在恶化，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经资不抵债。《远东经济评论》称若不进行所有制改革，中国将赔上老本。

　　1997年，由“诸城经验”而来的中小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试验，却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同年，一份“万言书”广为流传，认为“抓大放小”改革就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这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在1997年9月12日得到了终结，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1997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终结。苏南地区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逐渐出现政企不分、产权空心化、企业“政绩化”等弊端，10月，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第一次对苏南模式进行公开地反思。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制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弊端，在1996年刚刚形成的“抓大”战略“意外”地改弦易辙了。

　　当年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国有资本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为如今以中石油、中国移动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布局奠定基础。

　　国企产权改革元年，“国退民进”成为国企改革新战略

　　国企改革之路可以从1998年一刀切为二，国企私有化浪潮于此年大规模出现，“国退民进”在1998年被深化，也将中国带进了全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

　　1998年的“国退民进”变革，意味着20年以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终结。

　　1998年，更为彻底的“国退民进”战略实施。中国胶卷行业被柯达全行业收购。在30年改革进程中，由一家跨国公司对一个重要产业进行全行业性的购并，仅此一例。

　　“国退民进”被地方官员视为拥护改革的标准动作，1998年初，时任江苏省省长舒圣佑提出“不求其纯，但求其佳”。时任安徽省省长回良玉更是催促说，“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就没有出路。”

　　1998年开始长达5年左右的“国退民进”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泛运动化和法制监管空缺的特点。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地法制化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八仙过海，使用众多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改制方式，不规范的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引资量化等做法层出不穷。

　　1998年开始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了一条制造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生产线，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次改革的最大获利者。这是国企管理层“最后的盛宴”。

　　中小企业私有化继续进行，而大型国企开始拆分重组。

　　从两年多前开始的“国退民进”改革仍在进行。中小企业产权转换放开，而以中石化、中移动为代表的国企垄断格局初步奠定。同时，下岗职工达到峰值。

　　1998年至2000年， 中国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三年间以每年六百万的速度增长。下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1999年2月，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原中国电信拆分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

　　1999年至2000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先后在纽约或香港成功上市，一向保守的国有公司集体“闯海”。

　　1998年中国石油行业重组，组建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两家公司在2000年焕然一新。这体现了一个变革逻辑：“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以市场的身份盈利”，在资源性行业内，民营资本被全部排斥在游戏之外。

　　截止2000年，中国共有大大小小34家国有航空公司，成为全球航空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1999年初，全行业陷入亏损，民航总局酝酿民航业重组。

　　大型国企拆分重组潮来临，“航母”式垄断国企开始孕育

　　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侧重点，从小企业、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全面转向大企业、非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上来，“国退民进”进入收官阶段。

　　2000年5月16日，中国电信再被一分为二。电信行业在1999年分拆的基础上，2002年重新组建了中国电信集团（下辖南方21省市）、中国网通集团（下辖北方10省市）。

　　2002年，在强化大型国企垄断，中小型国企私有化的改革实施之后，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成绩单。

　　1998年开始的产权改革中的问题在新世纪头两年突出出来，由于没有全国性地法制化改革方案，以及强调国企激励机制，国企产权长期虚置，使得国企在改制中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腐败现象。

　　200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东部地区每两家私企就有一家是由国企改制而来，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所占的比例高达50.6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2002年，对国企类东欧“休克疗法”式的急进改革的质疑和指责出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型国企的垄断和重组是对市场竞争法则的一种破坏，1998年以来形成的国企改革共识至此破裂。

　　1998年开始的产权改革落下帷幕，“国进民退”的趋势开始出现。

　　这一年，国企经营机制改革和产权改革都落下帷幕，你可以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就此成功完成，也可以说老问题仍未解决，新的问题又重新积累。

　　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这是“国退民进”战略最后的盛宴。

　　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截至2003年底，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60%。“国退民进”落下帷幕。

　　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当年，国企利润达到4769亿元。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0%。

　　3月，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工商控股企业。

　　效益大涨、活力复苏为国有企业的整合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氛围。国资委成立后，开始实施了央企重组，中央大企业的合并案集体浮出水面。

　　“理想”的格局形成：民企被排挤到下游，“国退民进”至此终结

　　至此，“理想”的格局形成：民企被排挤至产业链下游，而大型国企则全盘控制上游垄断型行业。2004年的宏观调控，民营资本大败，“国退民进”被彻底终结。

　　2004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出现十分火爆的激辩场面。香港教授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是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而张维迎教授则认为“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把赔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不是一件坏事。”

　　2004年，中国政府启动异常严厉的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严厉出乎绝大多数观察者的预料。

　　8月，《商务周刊》刊文：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却在此次宏观调控中祭出强力“行政干预”。

　　2004年，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

　　同年，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叫停的时候，国有及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武钢高歌猛进，上百亿元的扩军计划得以实施。

　　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棵大果树的话，那么国企无疑是唯一的收获者

　　2005年之后，由于在垄断性行业积累了太多财富和利益，国有企业开始无边界扩张，国企终于从亏损转化为了盈利。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国企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权的局面终结。股改解决了资本市场的陈年顽疾，也带来众多经营者的财富暴涨。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股权分置改革后身价暴增到202亿元。

　　自2004年春夏的宏观调控之后，国企在资源型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2006年1月，中石油成为亚洲最盈利的公司。8月，中国移动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公司。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与2005年相比，2006年，中国个体户数量减少了15%，2007年，私有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

　　2007年，国企开始上缴5%至10%的红利。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就从来没有向老百姓和国家分过红。2008年，大型央企与国资委讨价还价，要求降低红利征收比例。

　　截止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数量从198家减少到现在的123家，但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7.13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央企业共有30家。

　　中国变革的丰富性也让人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评价，国企改革更是如此。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说过：“也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议论的中国，都是另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