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酒吧还有一个地下室，你要不要去看看。”桃姐说，每当有客人来酒吧喝酒，她都会主动带他们去地下室里，让他们体验一些游戏。
酒吧的地下室其实是一个“调教室”，室内昏黄的灯光下，放着一张蓝色天鹅绒沙发，沙发后数十双女士高跟鞋被整齐地摆放着，旁边有色彩各异的羽毛披肩与亮片连衣裙。而在沙发对面，有小型囚笼、麻绳和吊环等工具。
桃姐告诉澎湃新闻，想要体会TS的内心世界，就必须尝试和她们一样穿上女装和高跟鞋，跟她们做游戏。“你想要采访我们，就先要试着和我们一样”。
桃姐为记者挑选了一双黑色高跟鞋和白色羽毛披肩。她说自己平时喜欢穿蕾丝和羽毛制成的衣服，“当我穿上这些以后我才感觉找到了自己，我就像奥黛丽·赫本一样美丽。”
记者从谈话中得知，这个调教室会针对有需求的客人进行收费服务。调教室租借一小时1500元，如需专人“调教”则另外收费。
桃姐说，“调教最好找熟练的人，因为有些调教方式会有生命危险。几年前我一个朋友就因为一次皮肤穿刺调教去世了。”
酒吧地下室的“调教室”一角。澎湃新闻记者付丹迪 实习生陈柯芯图
“我知道你不是我们圈子的人，但这是我们最正常的生活。现在，我们可以去楼上聊聊了。”
性别重建
来酒吧的TS，多数是想多认识一些客人。酒吧开业后，桃姐先后多次收留从外地赴京生活的TS。桃姐表示这些投靠她的TS多数因为受不了歧视，初中肄业就来北京打拼。
“有需求就有市场，很多的客人就是想花钱和她们发生关系，而被这些男的当成女人，也是她们的一种快乐。”
凌晨1点，卡卡从酒吧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她脱掉了蕾丝长裙，换上了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有点微醉的她抱着桃姐说，“还是你好，能收留我们。”
卡卡来北京八年，她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已记不得服务过多少客人。现在她攒的钱已经够她做性别重建手术，但她怕疼。“手术要在身上缝400多针，拆线的时候会一根一根的拆”。
卡卡曾与一位异性恋相爱，也为了他离开北京。她说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与男方的父母一起生活时，对方甩了他。
“当时我发现他出轨了，我质问他，他骂我是死人妖，让我滚，我只能收拾行李，回到北京，我不怪他狠心，我只怪我自己不是女人。你知道这个圈里的人结婚成家的概率是多少吗？”
回到北京后，卡卡说她的世界观彻底变了：她发誓要住上最好的房子，用奢侈品。 “我没有爱情，没有家庭，我要比别人挣得多，这是我应得的。”
被问及是否想过手术后的生活时，卡卡有些激动。
“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本读书，读书之后的生活来源谁给，家里早已和我们绝交，不管变不变性，我们想的只能是挣钱。等我老了，我才能像桃姐一样，用上半辈子的钱换取我暮年的开心。”
采访中，卡卡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哪怕让我做一天的女人，让我死，我也愿意。”
家
一些曾做过性服务的TS也考虑过换工作，但很多以失败告终。
“她们真的融不到这个社会里去。”桃姐有时也觉得，与其让这些TS艰难地融入常人世界，还不如“隐蔽一些，快乐一些”。
“你看这些TS都很漂亮，她们的漂亮是用钱堆出来的。TS都很缺少安全感，她们不敢素颜出去，怕被人发现是男人，她们更不想穿男装，所以只能买化妆品，买衣服，做整容手术，这些花销比正常女人大好几倍。”
家庭因素，或许是跨性别群体从事性交易的因素之一。多位受访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在老家，早已“众叛亲离”。
比如彬彬。她回家总怕被别人认出来，于是只敢在春节之后回家，回家前绑着头发不化妆，穿厚厚的衣服，担心爸妈发现她做了隆胸手术。
彬彬的妈妈知道彬彬想变成女孩，但是始终反对，甚至把她从家里赶出来。
桃姐说，她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做着见不得光的行业，“人总要生存。”
因为长期服用雌性激素，桃姐身边的不少朋友四十来岁就因病去世。“这些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
国际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约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
该调查同时称，由于歧视以及较低的教育水平, 使得跨性别者往往缺少工作机会。在亚洲，有相当一部分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印度尼西亚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的比例为81%，马来西亚为84%，但报告未提及中国的相关数据。
桃姐曾想为她们写一本书，但后来放弃了，“怎么写？故事全是悲剧”。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娆娆、彬彬、染儿、桃姐、卡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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