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在微博回复里说，看好下一代，关键是他们“不听话”。
崔永元：对。为什么我说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你在采访我，你身后这位年轻人就让你看表，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意味着让我赶紧停。但在他们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这就叫不听话，但我非常欣赏，不听话就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会出现无数美丽的硕果。凭什么采访你一个老朽崔永元，我就得毕恭毕敬，就不能照我的职业方式去做？你想以你的资历、你的权威，把这些人弄服，门都没有。你对他的态度不好，他明天就到别处去，他有手艺，到哪都能活。
我特别高兴，在我这一代或者我父母这一代是不可能的，工厂把他开除，他就饿死了，没那么多工作岗位。现在他们机会太多了，我们惹他们，他们就给国外电视台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去干了。我最优秀的学生都跑到那儿去干了。你还惹他干吗？
“想想李亚鹏、李连杰、崔永元，为什么要办基金会”
南方周末：你的口述历史团队现在在做什么？
崔永元：现在做的是“抗美援朝”、“知青”、“私营企业家”系列。我们最近把“三线”专门弄出来了。“新中国外交”系列，我们采访了七十多位大使。口述历史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实施了也就15%或者20%，按现在的进程，在我有生之年，这东西不可能做完。
南方周末：这么大的工程，60个人的团队，经费从哪儿来？
崔永元：学校每年为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拨款500万元，来支付员工工资，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花钱。今年我们计划经费是2300万，全靠我们基金会募款，然后监督研究中心按法律规定使用。
南方周末：永源基金会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之间是什么关系？
崔永元：基金会跟研究中心是纯粹的业务资助关系。基金会不是研究中心后院。基金会跟很多做口述历史的团队取得了联系，资助他们工作。我们跟研究中心说得非常清楚：你们不比别人高一等，只不过咱们认识得早，仅此而已。对现有团队，我们也以工作好坏来验收，如果你质量不好，说不定一年后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南方周末：两者间你起什么作用？
崔永元：我在研究中心没职务，我不能在这报销，也不能在这领工资，什么都不可以。我是基金会理事长，我有最终签字权，我下面有个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我们每年都做规划，要所有的理事开会举手通过。
比如一个新项目，理事会当时没讨论过或忽略了，没想到要花很多钱，有的柜子要重新做，有的椅子要重新买，这个钱能不能从基金会出？我认为是可以的，我签同意，但理事不同意。后来我只好自己掏几百万，买这些东西了，把展办好。
南方周末：理事长权力受制于理事会。
崔永元：有了这个理事会，我第一次觉得挺郁闷，办事效率太低，后来越来越觉得好。它基本上制止了你犯错的可能性，你脑袋一热可能就会犯错。我们一个员工，特别好，受了些委屈，我说给他发十万块钱的奖金。结果秘书长说，基金会不会发委屈奖，没这开支。我说那我都说了。那你就自己给吧。结果就从我卡上划了十万块钱给人家发奖金了。
后来我说，我还是谨慎一点吧，别乱说话了。乱说话，你会把自己弄得倾家荡产的。
南方周末：怎么让公众看到你的透明化呢？
崔永元：公众的透明化是有法律前提的。以前我的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我的账目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钱都需要红基会知道，它给你审计，完了向社会公布一张审计报告，是符合国家法律的。
那些质疑者说这样不行，我要看你基金会的账本。这是不可以的。不是说不让你看，而是它增加了成本。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账本，监督我，希望你看我的每张发票，那我是不是要有人陪着你，要有人接待你？如果我把它贴在网上，是不是我要回答你的每个问题？这些都是人力成本，国家规定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为 5%，不超过10%，如果那样公开，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可能会到20%甚至30%。
公众质疑绝对是没有错的，但我希望大家在质疑过程中，慢慢熟悉公益慈善的操作流程，熟悉它相关的法律，不是说你想看什么，我不让你看，就是我心里有鬼。
南方周末：怎么看李亚鹏、李连杰的基金会引发的争议？
崔永元：李亚鹏也好，李连杰也好，包括我——可能这里面我（身价）最差——我们出席一个商业活动，做个广告，拍个电影、电视剧，抛头露面，一年挣个几千万还是挺容易的。
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办个基金会，弄来几千万，然后想办法冒风险从基金会“黑”几百万？你会不会觉得这人脑子进水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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