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
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他。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老师满头白发地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娱乐可以更娱乐，信息量比《焦点访谈》还大”
南方周末：《小崔说事》和《小崔会客厅》这两个节目是怎么来的？
崔永元：2002年，我住院出来以后，先做《电影传奇》。我的医生建议，说你喜欢电影，做电影可能对你的心态有好处。后来台里说你不能老不露面，那就做个《小崔说事》，嘉宾讲故事，我坐那儿听就行了。十几分钟里要说三个事，实际上就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一个事说五分钟，一天就能录四个。这样就做下去了。
《小崔会客厅》是两会的时候，领导想做这么一个高端采访节目，好像之前好多主持人都做过，不合适，就想让我做。很少有人让我试这个，比如国庆直播之类肯定不会让我去。神六还是神七上天的时候，让我去直播，播了一下午就把我换下去了。他们觉得这种场合不能开玩笑。我是觉得什么场合都能开玩笑，除了追悼会。
他们问我，我也乐得试试，我不相信官员只会说那些话，官员也是人。在做策划和联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得做进一步妥协。他们现在还做不到进来就回答问题。可能是秘书、秘书长、宣传部门要跟你沟通一下，我说可以沟通。他们最早沟通时是拿着剧本来：我问什么，他答什么，我开什么玩笑，他开什么玩笑。
我说你可别这么弄，这么弄会出大事的。第一，我记不住，第二你们首长也记不住。到时两人都断词，中央台不管我，你可完蛋了。最好还是按照我们的职业规矩来，我们设定话题，看谁适合谈什么。
南方周末：《小崔会客厅》一开始就确定了采访对象是省部级官员吗？
崔永元：对。主要采访部长、省长和省委书记。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是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他很真实。我化完妆坐在那屋等他来。过了一会儿，外面挺热闹，就是大官来的动静，然后他进来说“小崔你好”，然后握手，坐在那。他说，你有什么吩咐没有？我说没有，您有什么吩咐没有？他说我也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开始吧。
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听说我要采访你，我家里特紧张，因为你是大官，我妈怕把我枪毙了。他说，听说你要采访我，我家里人也特紧张，说你说话没情面，怕我在这里丢丑。这样就聊得很好，很顺利。
后来也有副委员长、副主席进来，他们也有在省里工作的经验。其实我们特别希望采访一把手，我还跟温总理说，你应该接受我们采访。就不能敞开心扉跟我们谈谈？
南方周末：《小崔会客厅》为什么没有成为常规节目？
崔永元：我们想做常态，但没有那么多省长天天陪你聊。如果变成常规节目，可能都得采访到乡长了。日常状态下，我们采访省长肯定是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你这里煤矿爆炸，比如征地拆迁有公众游行了，我当然第一时间想采访你了，你不用跑到北京演播室，我跑到你那找你。
但你想他们在这时候会接受采访吗？这个难度非常大，那只有两会是个好机会，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两会期间的节目。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甚至比喜欢《实话实说》还要多。
南方周末：近几年，你自己也试过娱乐节目，包括《谢天谢地你来了》、《小崔说立波秀》。
崔永元：但不舒服。我觉得娱乐也不是这么做的，娱乐可以特别娱乐，表达的信息量比《焦点访谈》还厉害。
大家来验收娱乐节目，看它广告怎么样，能不能请到大腕，现场好不好看，收视率高不高，网络传播怎么样就行了。通常都用这样的标准。
但我不是。每次说剧本的时候，我非常苛刻。我知道那些人这辈子都不想再跟我干活了，就那么十分钟的戏，我把它当艺术品对待；人家都是总政、军艺专业的话剧演员，我还在跟他们提角色体验——虽然就那么两分钟，你得有个角色体验，让我们看出你的前世今生来。谁这么玩娱乐节目呢？多累啊！但是我就这么玩，所以我玩不下去。
你说满场笑声，我们做到了。我们是真笑真鼓掌，不是假的。现在还有人问，你敢保证你们一点都没透露吗？真是即兴的吗？我说我敢保证，从我进入这个节目，一直到我离开，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发生过我不知道。如果我不离开央视，这节目还会做。
南方周末：《小崔说立波秀》为什么停了？
崔永元：当时我们做的是40期的规划，然后10期就停下来了。也是我的原因，我跟立波仔细聊了一下，两个人观点有分歧。
周立波觉得，你看我们没有任何准备，两个人恨不得化妆都在自己屋里，上台就开始了。观众满场笑声，你还要什么呢？我说我觉得有问题，当我们在制造笑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传递了一些不正确的信息和声音？
他最烦我说这些话，但我每次都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医患关系，我们俩别好话筒往里走了，我跟他说，立波记住，不要下结论，下了结论，就没法谈了。结果上去刚三分钟，他就结论，他说这主要是患者的问题。你说这还怎么谈呢？然后下去我就跟他发火、拍桌子，后来就算了，不做了。没法做了。
南方周末：你回了水均益一条微博，你觉得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崔永元：我们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多，追求事业完美，想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样的，想知道踩在前一辈肩膀上能摸得多高，能看得多远。
现在呢？孩子们特别现实，他在你这儿找一个体面的职业，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他们思考历史和社会的方式也许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人家浅薄，人家还觉得我们老朽呢！我们很多历史，他们可能一眼就看穿了，而我们还糊涂在里面，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确实融不到一起。
我跟这些年轻人的关系，就很像我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电视市场的关系。你们做得欢天喜地，节目卖得好、人气高，我真觉得跟我没关系。我想象的电视不是一个集贸市场，我想象的电视是跟哲学有关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传递思想的，它甚至是产生思想的，如果这个达不到，其他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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