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5年难民探访故事:只要不嫌弃我一直做(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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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在难民署工作的好朋友。我曾在微博上和一个名叫“纯蓝墨水2010”的ID互动过，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2010年就是她来找我当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的，现在她被派驻到孟加拉国了。难民署的国际职员面临由于岗位需求变化、每几个年头就要举家迁移到下一个派驻地区的常态。我有时觉得他们更像流离失所者，他们心里的不安全感可能挺强烈。

　　我特别佩服这些工作人员。我到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探访，难民署的人就住在集装箱里，大太阳烤着，很艰苦。他们常年在一线工作，工资也不高，默默无闻，但是他们身上看不到自卑和怨气。

　　2011年，我到泰国梅拉的难民营探访。难民署在当地的接待人是位名叫K itty的老太太，她做过30多年战地记者，后来到难民营当外交官。K itty很严厉，谁迟到一两分钟都会被她严厉批评。她严谨到什么程度？我们抵达曼谷机场前，她提前一天从机场坐7个小时的车到难民营，只是为了把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排查一遍，确保我们能准时完成探访。然后，她再从难民营坐7小时车回到机场接我们……她60多岁啊，太让人佩服了！我们全都非常爱她。

　　今年陪我们去黎巴嫩难民营的，是李三古大姐。她以前是外交官，非常厉害的，有次在国际会议上，她被40多个国家的人围攻，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说服我”。后来她选择了难民署的工作。李大姐特别感性。有次我们探访难民营学校，遇到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一直躲在妈妈怀里，一动不动。孩子妈妈给我们讲她的经历，李大姐做翻译，译着译着就哭了。小女孩以前特别活泼好动，在一次炮击中，她的家被毁，小女孩吓得从此不敢离开妈妈半步……李大姐说，4岁的孩子不愿玩耍了，说明她的童年就此被毁了。

　　这些难民署的朋友，今年见到，明年就不知道派驻到哪里了。有时想想，挺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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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署的车和房

　　越野车不敢贴标识，办公室就是集装箱

　　2012年，非洲受灾非常厉害，难民问题也非常严重。难民署希望国际社会把关注点优先放在非洲地区，他们临时把其他地区的难民署代言人调配到非洲。那是我第一次“跨区探访”。

　　非洲传染病很严重，我们探访小分队去之前要打疫苗。打完疫苗，别人都没事，只有我出了问题，那是我长这么大病得最重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姚晨，你还去吗？”我想想，不去怎么办呢？行程和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一咬牙一跺脚，“大不了死那儿！走吧！”结果，到了埃塞俄比亚，我忙活了两天，居然很快就恢复了，生龙活虎的。

　　后来我才知道，难民署对那次探访非常紧张，我们去的那个难民营是几个月前新建的，就在我们抵达的前一周，难民营内部还发生过枪战———联合国的安保级别从A-F分7级，那时，当地的安保已经升为D级，也就是仅次于战场的级别。

　　今年，我们到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当地情况更严峻———这些年来我从未见过进难民营要经过像那次那么多道盘查的，安保人员拿着扫雷器，绕着我们的车一圈圈地扫。我发现，这次我们的难民署越野车不像以前一样有“U N H CR”标志，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他们说，当地恐怖分子会特意攻击国际救援机构的车辆和驻地，以此引起更大的国际影响，所以不贴标志是为了避免成为“目标”。

　　当地难民署办公室是由集装箱改造的，外面垒着很厚的水泥墙，为了防范汽车式炸弹。我们在黎巴嫩的那个星期，附近发生了枪战和自杀式爆炸袭击，我挺担心的，不是怕自己会怎样，是担心队员出事……

　　这些年陪我去探访难民的队友，有的是来自新闻媒体的记者，他们最初和我一起探访难民营只是新闻任务，但后来每年都会自发加入，几年下来，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战友了，没什么比经历苦难过后的友谊更坚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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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梦一般的难民营

　　他小腿上溃烂了一大块，停满了苍蝇

　　2010年，我成为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2011年，我在菲律宾马尼拉第一次见到难民。他们在当地生活已经很多年，生活很体面，但他们和我们聊起战争，说直到现在还会做噩梦，盖房子会在外面布上铁丝网甚至电网……他们是一群非常没安全感的人。

　　比这些难民的噩梦更可怕的，是我们随后几年探访的难民营。那里的严酷太直接了，直接到有种“掀你一跟头”的感觉。

　　两年前的埃塞俄比亚“跨区探访”对我冲击最大。那天，我们乘坐联合国飞机降落在难民营的“简易机场”，走下飞机，赤道明晃晃的太阳照得我血液都快沸腾了，满目荒漠，只有一种非常小的植物紧贴地面生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